“查个屁！”灰褂老头笑了，“那几个带他儿子去赌场的，早就没影了，电话打不通，住址也是假的。黄皮子现在就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只能自己憋着气，听说昨天在医院里又跟护士吵起来了，差点动了手。”
我悄悄往后退了几步，转身往工作室的方向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晃得人眼睛发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点解气——黄皮子那种人，确实该吃点苦头；又有点担心——陈建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万一被黄皮子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回到工作室，小周正趴在桌上对着电脑叹气，见我进来，立刻直起身：“林哥，甲方刚才又打电话了，说验收报告里有几个数据不太对，让我们重新核对。”
“拿来我看看。”我接过报告，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茶馆老头的话。陈建国现在在哪？他会不会已经被黄皮子盯上了？
“林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小周递过来一杯热水，“是不是累着了？要不下午你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呢。”
“没事。”我喝了口热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再核对一遍，你去把上周的采购单整理好。”
小周走后，我把报告扔在一边，从抽屉里翻出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在手里转来转去。其实那天在公园，我没告诉陈建国，我认识黄皮子。几年前工作室刚起步时，接了个装修的活儿，甲方就是黄皮子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工程结束，对方赖账不给钱，我去找黄皮子理论，被他手下的人堵在办公室骂了一下午，最后还是亏了十几万才了事。那时候我就知道，黄皮子这种人，惹不起。
可陈建国不一样。他眼里的恨太深了，深到能把自己也烧进去。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拿着那五万块，在寒风里四处找人，低声下气地求那些“懂行的”帮忙，用自己仅有的尊严去换一个渺茫的复仇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似的，总忍不住打听黄皮子的消息。去工地时问包工头，去菜市场时问卖菜的大妈，甚至路过公园时，会特意跟扫地的大爷聊几句。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黄皮子还在医院住着，脾气越来越坏；他儿子被他锁在家里，据说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那些带他儿子去赌场的人，依旧杳无音信。
没人提到陈建国。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踪迹。
直到一周后的一个傍晚，我加完班路过街心公园，看见那个熟悉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
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是他吗？
走近了才看清，真的是陈建国。他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只是看起来干净了些，头发也剪短了，不再是乱糟糟的一团。他没喝酒，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白面馒头，正小口小口地啃着，动作很慢，像在咀嚼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似乎察觉到有人，抬起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瞬间，他愣了一下，随即放下馒头，站起身，朝着我点了点头，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既没有成功的喜悦，也没有后怕的惶恐。
“林老板。”他开口，声音比上次清晰了些，只是依旧带着点沙哑。
“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问他这些天去哪了，想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又想问他有没有被黄皮子发现，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吃饭了吗？”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馒头，笑了笑：“吃着呢。”
我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下，深秋的傍晚已经很冷了，长椅的木头凉得刺骨。“黄皮子那边……”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问出了口。
他没直接回答，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是那张我给他的银行卡。
“钱没用完。”他低声说，“花了不到两万，剩下的三万多，还给你。”
我愣住了：“怎么回事？没办成？”
“办成了。”他把银行卡放在我手里，指尖冰凉，“那几个‘懂行的’是以前跟黄皮子有仇的，听说要坑他儿子，没要多少好处就答应了。赌场的局是他们设的，高利贷也是他们找的人，演了场戏，把那小子吓得够呛，也确实让他输了不少钱。”
“那你……”
“黄皮子查得紧，我怕被他认出来，这几天躲在郊区的工棚里。”他啃了口馒头，“昨天听工棚里的人说，黄皮子因为气不过，跟以前的仇家起了冲突，被人举报了偷税漏税，现在税务局的人正在查他公司的账，估计自身都难保了，没时间管他儿子了。”
我心里一惊：“税务局？这跟你们没关系？”
“没关系。”他摇了摇头，眼里闪过一丝释然，“是他自己以前做的孽太多，有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捅了出去。我这才敢回来。”
原来如此。不是他的计划多周密，而是黄皮子自己的仇家太多，墙倒众人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报应吧，不一定要靠谁动手，自己种下的恶果，总有一天会自己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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