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打了一下，火苗“噌”地窜了起来，橘红色的光在黑暗里跳动，映得指尖发亮。不知道陈建国现在在哪，他的打火机换了吗？他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在某个角落里，看着一点火苗，想着那些过不去的坎，那些放不下的人？
突然想起他那天把银行卡还给我时，眼里的光。那不是复仇成功的狂喜，也不是大仇得报的释然，而是一种……空落落的平静，像一场大火烧完之后，只剩下一地灰烬，风一吹就散了。
他大概也不知道，复仇之后该干什么吧。支撑他活下去的那口气泄了，心里的那团火灭了，剩下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直到打火机里的油烧完了，再也打不出火，才站起身往家走。路过老陈的杂货铺时，灯已经灭了，只有巷口的路灯还亮着，像只昏昏欲睡的眼睛。
接下来的日子，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正轨。工作室的新项目进展顺利，小周天天哼着小曲跑前跑后，老王的高血压稳定了不少，再也没在工地上跟人吵过架。我按时上下班，晚上陪女儿写作业，周末带妻子去逛公园，一切都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可我知道，水底藏着漩涡。
偶尔路过黄皮子家别墅附近，会下意识地往树底下看，空荡荡的，只有几片枯黄的叶子在地上打转。听说黄皮子已经从医院出来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再也没开那辆宝马，天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见了谁都点头哈腰，跟以前判若两人。他儿子据说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过。
有人说这是报应，大快人心；也有人说，看他现在那模样，有点可怜。我没什么感觉，就像看一个陌生人的故事，开头很热闹，中间很狗血，结尾很平淡。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去郊区的建材市场考察，路过一个工地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正背着一袋水泥往楼上走，佝偻着背，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军绿色的布料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勾勒出嶙峋的骨头。
是陈建国。
我的车在路边停下，看着他一步一步地爬上脚手架，背影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他没穿军大衣，头发剪得很短，露出的额头很亮，眼角的疤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了。
他好像瘦了点，也黑了点，但走起路来很稳，不像以前那样总带着点摇晃。
我在路边站了很久，看着他把水泥袋卸下来，拿起旁边的水壶猛灌了几口，然后抹了把脸，又转身往下走，准备去背下一袋。他的动作很熟练，显然已经在这里干了很久。
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发动车子慢慢离开。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工地的尘土里。
或许这样最好。他不再是那个蹲在公园长椅上喝闷酒的醉汉，不再是那个盯着仇家大门的复仇者，他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靠力气吃饭，靠汗水活着，心里的那团火灭了，却燃起了另一簇更安稳的火苗——那是生活的火苗，不烈，却能暖着日子。
年底的时候，工作室办年会，小周非要拉着我去庙里烧香，说求个来年顺顺利利。庙里的香火很旺，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在香炉前跪拜，背影很熟悉。
我走过去，果然是陈建国。他手里拿着三炷香，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把香插进香炉，转身时看见了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他的笑容很淡，眼角的疤被皱纹挤得变了形，却看得人心里暖暖的。
“林老板。”
“你也来烧香？”
“嗯。”他点点头，“工地放假了，过来拜拜，求个平安。”
“回老家吗？”
“回。”他往庙门口看了一眼，“买了明天的票，村里的老房子修好了，能住人了。”
“挺好。”
我们站在香炉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香客，谁都没再说话。烟雾飘过来，带着淡淡的檀香，呛得人眼睛发酸。
过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是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
“这个，还给你。”他说，“用不上了。”
我没接：“你留着吧，图个吉利。”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把打火机重新揣回怀里，像藏着个宝贝：“那……我走了。”
“嗯，路上小心。”
他朝我鞠了一躬，还是弯得很低，然后转身往庙门口走。军大衣的衣角在人群里一闪一闪的，像一面褪色的旗帜。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出庙门，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也找不到了。
那天的阳光很好，透过庙顶上的琉璃瓦，在地上洒下一片金光。我对着佛像拜了拜，没求什么，就想谢谢它，让那些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让那些想开始的都能开始。
回家的路上，小周在车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说来年要接更大的项目，要给员工涨工资，要带大家去旅游。我听着，偶尔应一声，心里却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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