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陈建国，没啥能报答的。”他声音哽咽，带着浓重的鼻音，像被堵住的风箱，“就祝林老板，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这辈子，下辈子，都顺顺当当。”
“你也一样。”我说，“到了地方，好好活。找个本分的活儿，娶个实在的媳妇，好好过日子。”
他没再说话，转身往公园外走。军大衣的背影在月光里拉得很长，一步一步踩在落叶上，发出“咯吱”的响，不像来时那样踉跄，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走到公园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我朝他挥了挥手，他也挥了挥，那只挥起的手在空中顿了顿，然后转身消失在巷口的阴影里，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
长椅上还留着他坐过的温度，不算高，却带着点让人安心的暖意。空酒瓶被他带走了，地上干干净净的，只有几片被风吹来的叶子。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月亮慢慢移过树梢，把影子从东边拉到西边，又从西边拉到东边。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偶尔有晚归的汽车驶过，车灯像两道流星，划破夜色。
远处的寺庙敲了钟，“咚——咚——”，声音穿过树林，落在公园里，像谁在轻轻叹气。我想起他揣着打火机的样子，想起他说“做得还算敞亮”，突然觉得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黄志强的事，像根扎在心里的刺，不拔掉总是难受，现在拔了，虽然有点疼，却松快多了。
第二天上班，小周拿着一份报纸冲进办公室，脸上红扑扑的，像是刚跑完步。“林哥！你看！黄皮子被抓了！涉嫌偷税漏税，还有好几桩旧案，诈骗、故意伤害，估计得把牢底坐穿！”
报纸上的照片里，黄皮子穿着囚服，头发白得像雪，背驼得快成个问号，跟菜市场抢烂菜叶的老头判若两人。以前他总是挺着肚子，梳着油亮的头发，见人就递烟，眼睛里透着精明和算计，现在那双眼睛浑浊不堪，像蒙了层灰。我扫了一眼，把报纸推回去：“知道了，把合同整理好，下午甲方要来。”
小周愣了愣，挠挠头：“林哥，你咋一点都不激动？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事！当初他坑了咱们公司那么多钱，现在总算遭报应了！”
“激动啥？”我笑了笑，看着窗外的阳光，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办公桌上，暖洋洋的，“该来的，总会来。就像春天花会开，秋天叶会落，没啥好激动的。”
他大概不懂，有些事不是用来激动的，是用来放下的。就像陈建国手里的酒瓶，空了，就该扔了。总攥着，累的是自己。
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一个包裹，地址是南方的一个小镇，叫溪安镇，听着就像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寄件人写着“陈建国”。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包茶叶，用粗布袋子装着，布袋子上还绣着几朵歪歪扭扭的花，像是刚学针线的人绣的。茶叶带着点泥土的腥气，旁边放着个小小的竹制茶筒，竹筒被打磨得很光滑，上面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平安。
里面没有信，只有茶叶和茶筒。我把茶叶泡上，热水冲下去，叶片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像一群睡醒的蝴蝶，冒出淡淡的清香，喝在嘴里，有点苦，回味却带着点甜，像极了人生。
小周进来送文件，闻着香味凑过来：“林哥，啥好茶啊？挺香的。”
“一个老朋友寄的。”我说，看着杯子里袅袅升起的热气。
“啥朋友啊？还寄茶叶。”小周咂咂嘴，“听着像个懂生活的人。”
“一个……在月亮底下喝过酒的朋友。”我笑了笑，想起那个深秋的夜晚，月光、落叶、二锅头的味道，还有那个揣着打火机的男人。
小周听得一头雾水，摇摇头出去了。我看着杯子里的茶叶，突然想起那个深秋的夜晚，他揣着打火机，背影消失在巷口，军大衣的衣角在月光里晃了晃，像面褪色的旗。那面旗，或许不鲜艳，却足够坚韧，扛过了风雨，也迎来了晴天。
或许对他来说，平安不是刻在打火机上的字，是能在南方的小镇，喝着自己种的茶，看着日头升起落下；是不用再蹲在垃圾桶旁啃馒头，不用再盯着谁的家门，不用再捏着个空酒瓶想那些恨。是能在田埂上走走，看看稻子黄了，麦子绿了，听听鸟叫，闻闻花香。
后来偶尔路过街心公园，我还会在那张长椅上坐一会儿。有时会遇见流浪汉，蜷缩在角落，像当年的陈建国；有时会遇见遛狗的老人，牵着狗慢慢走，嘴里哼着老歌；更多的时候是空的。阳光好的时候，能看见尘埃在光里跳舞，像极了那天晚上，他眼里的光。那光，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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