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不饿。”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把手里的打火机放在茶几上。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平安”两个字上投下淡淡的光晕，黄铜的质感在光里显得格外温润。
“这是什么？”妻子拿起打火机，翻来覆去地看，指尖划过凹凸的刻痕，“挺别致的，不像你平时用的款式。”
“一个朋友送的。”我笑了笑，想起陈建国揣着它时郑重的样子，“说能保平安。”
“朋友？”她挑眉，嘴角带着点揶揄，“你还有这样的朋友？我还以为你的朋友不是设计师就是客户呢。”
“嗯，一个……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我望着窗外的月亮，想起那个穿军大衣的身影，想起那句带着乡音的诗，心里突然变得很暖，“他教会我一件事，心里的灯，比什么都亮。”
妻子没再追问，只是把打火机放回茶几，轻轻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总是暖暖的，掌心带着点护手霜的茉莉香。“累了吧？早点休息。”
躺在床上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不安，而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涨涨的，暖暖的。想起陈建国说要去南边种菜，想象着他在田埂上挥锄头的样子；想起他转身时军大衣飞扬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在电影里见过的、奔赴远方的战士；想起他那句带着乡音的诗，突然觉得，这世上的事，其实很简单。善与恶，得与失，都像月亮的圆缺，自有定数。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守住心里的那盏灯，别让它被风吹灭。
第二天上班，小周一见我就咋咋呼呼地说：“林哥，甲方那边又来电话了，说昨晚的饭可以改到周末，还说要给我们介绍新客户，是做房地产的大老板，你看……”
“推了吧。”我打断他，把一份新的报价单放在他面前。那是城西一个社区图书馆的改造项目，预算不高，但设计理念很打动我——“让每个角落都有光”。“把这个发给城西的那个项目，他们昨天来电话说想合作，先把这个拿下。”
小周愣了愣，挠挠头，脸上带着点不解：“林哥，你咋突然变了？以前你不是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吗？这房地产老板要是能搭上，咱们工作室明年的单子都不用愁了。”
“有些朋友，不交也罢。”我看着窗外，阳光正好，公园里的梧桐树叶虽然黄了，却在风里摇得很精神，每一片叶子都像在用力抓住最后的阳光。“咱们靠手艺吃饭，靠良心做事，不怕没路走。你想想，黄皮子当初要是走正道，现在是不是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他的公司？”
小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拿起报价单出去了。办公室里很快响起他打电话的声音，带着点雀跃的调子，像只刚学会飞的小鸟。我靠在椅背上，拿起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打了一下，火苗“噌”地窜起来，橘红色的光在晨光里跳动，映得眼前一片亮堂。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工作室接了城西的新项目，虽然利润不如甲方那边高，却做得踏实。每天去社区图书馆看现场，听居民说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书架，孩子们说想在角落里放个“童话城堡”，老人们说想有个能晒太阳的阅读角，那些琐碎的需求里，藏着最真实的生活。小周学会了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上次有个客户想让我们抄别人的设计，他直接把报价单收了回来，说“我们只做原创”；老王的高血压稳定了，再也没跟人红过脸，画图累了就去楼下公园遛弯，回来还会带把野菊花插在玻璃瓶里；我每天按时上下班，晚上陪女儿写作业，听她奶声奶气地背唐诗，周末带着妻子去公园散步，生活平淡得像杯白开水，却甜在心里。
偶尔路过街心公园，我还是会在那张长椅上坐一会儿。有时会遇见抱着孙子的老人，孩子的笑声像糖豆一样撒了满地；有时会遇见谈恋爱的年轻人，男生偷偷给女生塞了颗糖，女生的脸红得像苹果；更多的时候是空的。但我总觉得，那里还留着点什么——或许是军大衣上的烟草味，或许是二锅头的辛辣气，或许是那句没说完的话。
深秋的一个周末，我带着女儿去公园喂鸽子。小姑娘穿着粉色的外套，像个小蘑菇，追着鸽子跑，笑声像银铃一样，惊得几片枯叶从树上落下来。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她，阳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让人想打瞌睡。突然看见不远处的垃圾桶旁，有个穿军大衣的身影在捡塑料瓶，佝偻着背，动作和陈建国有些像，心里一动，连忙走过去。
走近了才发现，不是他。那人比他年轻些，约莫四十多岁，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子口露出半截矿泉水瓶。看见我，他警惕地往后退了退，眼里带着点防备，像只受惊的兔子。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个刚买的面包递给他，是女儿爱吃的奶黄包，“拿着吧，还热乎呢。”
他愣了一下，接过面包，手指在塑料袋上捏了捏，含糊地说了句“谢谢”，转身快步走开了，军大衣的下摆扫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像陈建国那晚离开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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