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宫的岁月里，妺喜时常思念家乡。夏桀为博她欢心，下令按照有施氏部落的样式修建了一处园林，种植东夷地区的作物，甚至找来有施氏的工匠制作器具。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具有东夷文化特征的陶器，可能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实物见证。每当月圆之夜，妺喜会登上倾宫的高台，遥望东方，吟唱故乡的歌谣，那孤独的身影成为宫廷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夏桀对妺喜的过度宠爱，引发了朝廷内外的普遍不满。大臣关龙逄是夏代着名的贤臣，他看到夏桀日益荒淫无道，百姓困苦不堪，便手持黄图（记载祖先功绩的地图）进宫劝谏：“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亡无日矣！” 夏桀闻言大怒，下令将关龙逄处死，这一事件成为夏朝政治由衰转亡的标志性事件。
夏桀的暴政远不止于此。为满足宫廷的奢华需求，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增收赋税，百姓负担日益沉重。《尚书?汤誓》记载了当时百姓的怨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意思是说：“这个太阳（指夏桀）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 这句话生动反映了夏末百姓对夏桀统治的绝望。
为镇压各地的反抗，夏桀发明了残酷的刑罚 “炮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炮烙是 “以铜为柱，操炭其下，令罪人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笑，彼则喜之”。虽然这段记载是关于商纣王和妲己的，但不少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后世对夏桀暴政的附会。考古发现的夏代刑具，证明当时确实存在严酷的刑罚制度，这也成为夏朝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妺喜的处境变得日益微妙。一些大臣将夏朝的衰败归咎于她，认为是她迷惑君王、耗费民力。《列女传?孽嬖传》中就明确指责：“妺喜者，夏桀之妃也。桀伐有施，有施女以妺喜，送之，桀大说，迷惑，乱行。” 这种将亡国责任推给女性的叙事模式，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常见现象，后世的妲己、褒姒等女性都遭遇了类似的评价。
实际上，妺喜在宫廷中曾多次试图缓和夏桀的暴政。据《吴越春秋》记载，妺喜曾向夏桀推荐有才能的士人，希望能改善朝政，但这些建议大多被夏桀拒绝。当她看到百姓因苛捐杂税而流离失所时，曾偷偷命人打开宫廷粮仓接济灾民，此事被夏桀发现后，虽未惩罚妺喜，却严惩了执行命令的宫女。这些细节表明，妺喜并非完全如史书所描绘的那样 “祸国殃民”，她在个人情感与政治良知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挣扎。
随着夏桀的统治日益残暴，各地诸侯纷纷离心离德。商部落首领成汤趁机崛起，他 “宽而仁，惠而信”，积极拉拢不满夏朝统治的诸侯和部落。成汤曾派使者伊尹前往夏都斟鄩观察形势，伊尹在夏都停留期间，与妺喜建立了秘密联系。这段历史在《竹书纪年》中有简略记载：“伊尹奔夏，三年，复归于亳。”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妺喜，但后世文献《鬼谷子》中提到：“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必听其谋。” 暗示伊尹在夏期间得到了关键人物的帮助。
妺喜与伊尹的交往，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一些学者认为，妺喜因不满夏桀的暴政，主动向伊尹提供了夏朝的政治军事情报，成为商汤灭夏的内应；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后世为抹黑妺喜而编造的故事。无论真相如何，这段隐秘的联系为即将到来的王朝更替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商汤认为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在景亳（今河南商丘北）召开诸侯大会，发表了着名的《汤誓》，历数夏桀的罪状：“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这次会盟确立了商汤作为诸侯盟主的地位，一支反夏联军正式组建起来。
夏桀得知商汤起兵的消息后，起初并未重视。他认为商部落实力弱小，不足为惧，依然沉浸在与妺喜的享乐之中。直到商军逼近夏都斟鄩，夏桀才仓促组织军队抵抗。双方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展开决战，史称 “鸣条之战”。
关于鸣条之战的过程，《墨子?非攻下》有详细记载：“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 战斗开始前，天降大雨，夏军将士本就不愿为夏桀卖命，在大雨中更是士气低落。商军则士气高昂，奋勇作战，夏军很快溃败。夏桀见大势已去，带着妺喜和少量亲信登上战车，向东南方向逃窜。
夏桀和妺喜的逃亡之路充满艰辛。他们先是逃到昆吾氏部落（今河南许昌一带），但昆吾氏很快被商军灭亡。无奈之下，他们继续向南逃亡，最终抵达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史记?夏本纪》记载：“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这里的 “放” 指的是流放，夏桀在南巢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最终病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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