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怎么“回应”，却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事情已经查清，派出所和民警本身也有瑕疵，内部处理了就行了，没必要再节外生枝，免得刺激举报人，又生事端。
还有人认为，举报人可能有点背景，搞不好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李茂才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明确：“调查结果既然证明举报不实，公安机关当然要维护执法权威和民警权益。
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息事宁人，否则，规范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民警依法办事，反而要承受被诬告的风险，那谁还敢规范。”
韩东一直在听大家的意见。等众人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放下手中的笔，缓缓开口：“我同意李处长和老陈的意见，这件事，不能内部处理完就了事。
对不实举报，尤其是这种明显带有情绪、歪曲事实、试图给一线执法民警施加压力的行为，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
这不仅仅是给西直门所一个交代，更是给全局干警，特别是那些在执法一线，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同志们一个信号。只要你是严格、规范执法，局里就是你的后盾！”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坚定：“至于具体方式，我建议，以铁路公安局的名义，正式向举报人所在单位发一份《关于某某反映我局民警执法问题调查情况的函》。
函件内容，要客观陈述我们调查核实的情况，明确指出其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其本人在事件中存在不配合执法、扰乱秩序的行为。
同时，要强调，公民依法享有申诉、控告权利，但也必须如实反映情况，诬告陷害、捏造事实要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要求其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将处理情况反馈我局。”
这个提议，让在场几位党委委员都微微动容，以局党委名义，正式发函给举报人单位，态度可谓相当强硬，这几乎是要把对方“挂”出来，施加组织压力。
刘局长沉吟道：“发函……力度是不是大了点，会不会激化矛盾？”
韩东解释道：“局长，我们不是要激化矛盾，而是要澄清事实，维护执法严肃性。
发函，是正规的组织程序，比口头警告、私下交涉更有分量，也更能体现我们对这件事的重视和对民警的保护。
函件内容，我们只陈述调查核实的事实，不添加主观评价，措辞可以严谨、客观。
对方单位接到函件，自然会掂量，其所在单位也有教育管理干部的责任。
我们这样做，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也是给坚持规范的基层民警撑腰！”
他看向众人：“如果我们对这种事情都含糊其辞、怕这怕那，那以后一线民警遇到难缠的对象，是坚持规范硬顶，还是学那位副所长‘灵活变通’敷衍了事。
规范化建设，不能只要求民警，也要为他们依法履职创造环境、提供保障，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契机。”
刘局长听完，缓缓点了点头：“有道理，规范化建设，既要约束自己，也要抵御外部不当干扰。
那就按韩东同志的意见办，以局党委名义起草函件，内容要反复推敲，事实准确，措辞得当。
老陈，你们政治部牵头，法制科配合，抓紧弄出来，我最后把关。”
“是！”政治部主任老陈立刻应下。
李茂才也点了点头，对韩东这个强硬而又有理有据的处理方式，表示赞同。
函件很快拟好，经刘局长审定后，盖上了铁路公安局的公章，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寄往了举报人工作单位，经查，此人确实是某国营工厂的中层干部。
函件措辞严谨，立场鲜明，将调查核实的情况、对方的不实之处以及公安机关的态度，表述得清清楚楚。
这件事，在铁路公安系统内部，引起了比西直门所副所长被通报更强烈的反响。
许多基层所队长和民警得知后，私下里都拍手称快。
他们觉得，局里这次是真给下面撑腰了，以后遇到那些胡搅蛮缠、试图以投诉相要挟的人，腰杆可以更硬一些。
规范化，不只是捆住自己手脚的绳子，更是保护自己、有理有据执法的盾牌。
当然，消息也难免传到外面，一些人对铁路公安局“较真”、甚至有些“护犊子”的做法，看法不一。
有的认为这是维护执法权威的必要之举；也有的私下觉得铁路公安“小题大做”、“得理不饶人”。
但无论如何，经此一事，铁路公安局在执法规范化上的强硬姿态，以及韩东这个主管副局长敢于担当、作风硬朗的形象，更加清晰地树立起来。
就在函件发出后不久，韩东接到了刘局长叫他去办公室的电话，进去后，发现除了刘局长，李茂才也在。
“坐，韩东。”刘局长示意他坐下，神色有些严肃，“刚才接到部里政治部一位领导的电话，侧面问起了我们给那个举报人单位发函的事。”
韩东面色不变：“领导怎么说？”
“倒也没批评，只是询问了一下情况，语气比较委婉，意思是……我们这么做，程序上虽然没问题。
但会不会让兄弟单位觉得我们铁路公安太‘强势’，或者……处理方式是不是可以更‘柔和’一些。”
刘局长看着韩东，“电话是打给我的，但我估计，可能是那边收到函件后，找了关系，递了话。”
李茂才在一旁哼了一声：“自己单位的人在外面不守规矩，诬告民警，我们按事实发函说明情况，要求他们加强教育，这就叫‘强势’了？
那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写信乱告，我们还不能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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