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叶洛没有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
对方用制度的演变史来回应他对印信缺失的质疑，这种应对方式太圆滑了。
用一个宏观的制度叙事来消解一个具体的违规指控。
你不能说他回答得不对，因为他确实没有正面回答任何关于空印案的问题，他只是在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向一个后辈科普制度的来龙去脉。
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叶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角度。
“上大人，”
叶洛整理好思绪，重新开口，这次他的语速放得更慢了，
“学生还有一个疑问。典贺年此人，在户部仓部司任职这些年，对于漕运入库的整套流程应该了如指掌。他在审讯中表现出的理所当然，让学生的印象极为深刻。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意味着在他的认知里，这件事从来就不存在争议，也不需要任何解释。学生想请教上大人，一个户部郎中的这种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上乙己看着叶洛，那双清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的神色。
叶洛刚才这个问题问得比之前高明了不止一筹——
他没有继续纠缠印信制度本身的对错，而是绕到了典贺年这个人的认知形成过程上。
你上大人不是说制度在历史中被“调整”了吗？
那就请你解释一下，一个基层官员的认知是如何被这种“调整”塑造的。
他把这个问法把追责换成了求教，让对方无从拒绝。
“叶公子这个问题问得有意思。”
上乙己捋了捋胡须，
“一个人对一件事理所当然的认知，通常来自两个途径。其一，是他入行时前辈们告诉他的规矩，比如‘我们这儿就是这么办的’，这句话从进衙门第一天起就被反复灌输，久而久之就成了真理。其二，是他自己多年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也就是某种做法如果长期没有被纠正过、没有被追责过、甚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那么这种做法就会从‘破例’变成‘惯例’，从‘惯例’变成‘规矩’，从‘规矩’变成‘理所当然’。”
他顿了顿，把捋胡须的手放下来，重新搭在书案边沿上，目光从叶洛身上移到了窗外，像是在回忆什么：
“老夫在礼部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衙门里，某个做法可能一开始只是因为某任主官的临时决定，为了方便、为了省事、或者干脆就是因为那位主官当天心情不好。但只要这个做法没有被立刻纠正，它就会在那个衙门里落地生根。第一年还有人质疑，第二年就没人提了，到了第三年，新来的小吏就会以为事情从来就是这么办的。到了第五年，就连当初提出质疑的人都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说到这里，他把目光从窗外移回来，重新落在叶洛脸上，眼神里多了一层意味不明的深邃：
“叶公子审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不合规的做法能够持续这么多年而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是因为所有人都是瞎子，还是因为所有人都选择了不说话？如果是后者，那又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不说话？”
这一个反问，把问题从“制度是怎么被调整的”转向了“为什么没有人反对”——
从“事”转到了“人”。
而“人”的背后，才是真正的深水区。
叶洛在心里把这个问句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然后眼睛一亮，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上乙己从头到尾没有正面回答过他任何一个关于空印案的具体问题，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给叶洛指路。
他像是在用一个夫子教学生解题的方式，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反复的提示和反问，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答案的门口，然后让学生自己伸手去推那扇门。
“上大人方才说了两种途径，”
叶洛的声音变得比之前更谨慎了，
“但学生以为，还有第三种。一个人对一件事理所当然的认知，也可能是被刻意塑造的。如果有人从更上面的层面告诉过他，这件事不需要做，或者不应该做，那么他在执行中的理所当然就不只是习惯成自然，而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四个字说出口的同时，叶洛的目光便直直地落在了上乙己脸上，片刻未移。
书房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凝滞了。
周沐清屏住了呼吸。
王砚握着毛笔，笔尖悬在纸上，一滴墨汁在笔尖凝聚了许久还没有落下，他不敢落笔，因为刚才那句话太敏感了，他不知道该不该写进审讯记录里。
上乙己却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然后说了一句和眼前的对话看似毫无关系的话：
“叶公子，你可知道当年礼部铸印局有多少名匠人？”
叶洛微微一怔：
“学生不知。”
“十九个。”
上乙己伸出两只手，左手比一，右手比九，
“十九个匠人，负责全国所有官印的铸造、维修、回收和销毁。这里面有铁匠、铜匠、金匠、银匠、玉匠，还有刻字匠和雕版匠。全大宁的印，从总督巡抚的银印大关防，到县衙主簿的铜条印，从边关总兵的虎钮金印，到漕运渡口码头的核验小章，都是这十九个人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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