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底的羊城，湿冷的北风卷着细雨，敲打着交易所的玻璃窗，噼啪作响。李宇轩立在街角，目光穿过朦胧的窗玻璃，落在那个熟悉的身影上——蒋锐元正扒着柜台，面红耳赤地挥舞着手中的股票单，与经纪人激烈地争执着，唾沫星子偶尔溅到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水渍。
他低声骂了一句，攥紧的拳头指节发白。上半年股市暴跌，蒋锐元亏得险些当掉随身配枪，那时他曾信誓旦旦，保证“再也不碰这劳什子”。谁知仅仅过了三个月，行情稍见回暖，他便又一头扎了进去，比先前更加痴迷。
更令人心寒的是，前些日子靠几支走势诡异的股票赚了些钱，这人立刻忘乎所以——终日领着在交易所结识的所谓“朋友”出入风月场所，挥金如土，俨然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将那几十个眼巴巴等着军饷的老兄弟全然抛在了脑后。
想起昨日去营房，看见士兵们还在啃食发霉的糙米，而蒋锐元却在酒桌上炫耀那一席鱼翅燕窝，他胸口便堵得发慌。
他不禁回想起半月前那次对话。那时他见蒋锐元沉溺交易所，忍不住问：“少东家，可还记得咱们来羊城所为何事？革命还革吗？”
当时蒋锐元头也不抬，眼睛盯着不断跳动的行情报纸，嗤笑一声：“革命？革什么命。革命能一天挣两千块吗？真革了命，还怎么挣钱？”
那语气里的轻蔑，像根细针，扎得李宇轩心头刺痛。他猛地记起之前无意间翻看到的蒋瑞元日记，里面分明写着：“银价大落三日，金融机关尽在外人之手，国人实受压榨，可叹也。”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命运的忧虑，对列强经济掠夺的愤懑。
“如今倒好，”他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笑，“股票涨了，革命的热情便淡了，股票跌了，就对着日记本写下‘可叹也’，那革命热情反倒高涨起来。这算什么？是把革命当作股市失意时的慰藉了么？”
他想起初识时的蒋瑞元，想起在上海为陈奇美守灵时，他眼眶通红地发誓“革命不为挣钱，只为对得起天地良心”。可如今……
“时间，当真能改变一个人。”李宇轩望着交易所里那个手舞足蹈的身影，心头像是被浸了水的棉絮填满，又闷又重。许是这乱世过于磋磨，许是金钱的诱惑太过炽烈，那个曾眼里有光的青年，终究还是在股海的浮沉中，迷失了来路。
正出神间，蒋锐元兴冲冲地从交易所里跑出来，手里捏着几张簇新的银票，周身还带着未散的酒气：“景行！景行！你猜我这次挣了多少？二十万！整整二十万呐！”
他把银票拍在李宇轩面前，脸上是掩不住的得意：“够装备一个营了吧？我早说过这买卖能成！等我再赚上一笔，咱们就自己招兵买马，何必再看陈炯名那老小子的脸色！”
看着他那醉意醺然、志得意满的模样，李宇轩心头的火气骤然熄了，只剩下深深的疲惫。他含糊地应和着，听蒋锐元唾沫横飞地讲述所谓的“操盘心得”，说什么“要用股市赚来的钱资助革命”，要“让洋人看看，华夏人也能玩转金融”。
待蒋锐元说得口干舌燥，李宇轩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如同结了冰的湖面：“少东家，我打算去德国一趟。”
蒋锐元数着银票的手猛地一顿，醉意醒了大半：“怎么了景行？出什么事了？”
李宇轩垂下眼睑，掩去眸中复杂的情绪：“回少东家，我在德国的恩师去世了。就是当年在柏林军校教我炮兵战术的施耐德教授。我想去送他最后一程。”
这理由是他方才在街角临时编造的。施耐德教授确是他的恩师，但上月收到的信里还说老先生身体硬朗，何来突然去世？他只是想离开，逃离这令人窒息的股海喧嚣，逃离这个变得越来越陌生的“少东家”。
蒋锐元愣了片刻，看着李宇轩紧绷的侧脸，先前那股兴奋劲儿霎时消散无踪。他心知李宇轩这些日子心里不痛快，也明白自己这半年来的行径确实不堪。沉默半晌，他抬手拍了拍李宇轩的肩膀：“行，景行。路上小心，早去早回。”
没有追问，没有强留，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歉疚。
“是，少东家。”李宇轩躬身应道，随即转身离去，未曾回头。
回到住处收拾行装时，他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张泛黄的世界地图上，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德国所在的位置。其实他也不知此去德国能做些什么，或许只是想回到一个更纯粹的地方——当年在柏林军校，每日所思无非是如何将炮打得更准，队列站得更齐，无需琢磨人心叵测，亦不用眼见兄弟在金钱欲望中沉沦。
收拾到一半，他从箱底翻出一个褪了色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六年前在纽约某家咖啡馆，他与罗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罗斯福身姿挺拔，笑容意气风发，而他自己，眼中还带着刚从三湘出来时的青涩。
“不知他现在如何了。”李宇轩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忽然想起罗斯福曾说过的话：“你属于更广阔的世界。”当时只当是寻常客套，如今想来，或许真该去看看那片更广阔的天地，看看别人在这纷乱世道中，是如何守住本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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