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杜与明，众人的目光又转向了他。这位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是淮海战役国军方面的实际指挥者之一。
杜与明叹了口气，缓缓站起来：“既然大家都说，那我也说说。我们为什么会输？根子在老头子那里。”
食堂里顿时安静下来。虽然大家都对老头子有怨气，但这么当着主任的面直接说出来的，杜与明是第一个。
“我到徐州后，本来制定了‘撤往蚌埠、集中兵力’的计划。”杜与明声音平静，但字字清晰，“但老头子连续发了7封亲笔电报，逼我改变计划，去解黄伟兵团之围——当时赤军已经布下口袋阵，去救援就是自投罗网！我三番五次去电说明，老头子就是不听，非要‘内外夹击’。”
他顿了顿，继续道：“部队被围在陈官庄后，粮弹全靠空投。但老头子的空军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士兵们饿到吃树皮、杀战马，士气低落到什么程度？空投的物资还经常落在赤军阵地——有一次空投了二十箱罐头，十九箱飘到赤军那边去了！这仗怎么打？”
几个原杜与明集团的军官连连点头，显然深有体会。
“还有派系问题，”杜与明看向邱青泉的部下，“邱青泉的第2兵团是中央军嫡系，李弥的第13兵团是滇军背景，孙元良的第16兵团是川军——三个兵团各有派系，互相不配合。救援时留力，突围时各自跑路。孙元良兵团单独突围，结果被全歼。我虽然是副总司令，但根本指挥不动他们！”
这话引起了李弥部下的不满。一个原第13兵团的师长站起来：“杜长官，话不能全这么说！你制定的突围计划太仓促，没有统一的时间和路线，还让我们掩护邱青泉兵团撤退——结果我们成了牺牲品，他们跑了！”
“就是！”另一个军官附和，“解黄伟之围是老头子的死命令，但杜长官如果真有魄力，应该抗命撤退，而不是盲从！你自己也有决策懦弱的问题！”
杜与明苦笑：“抗命？你们知道抗命的下场吗？老头子连白冲禧、李宗人都敢收拾，我一个黄埔学生，敢抗命？”
杜与明的话像是打开了闸门，食堂里顿时吵成一片。二百多号人，分属不同派系、不同部队，此刻都开始翻旧账。
王耀五慢悠悠开口：“要我说啊，咱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情报工作太差。我守济南，解放军都打到城下了，总部还跟我说‘援军马上就到’。结果呢？援军在哪儿？”
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一位参谋不干了：“王司令，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情报系统也很努力啊，但解放军保密工作做得好，群众基础又好，老百姓都帮他们。我们派出去的谍报员，十个有八个回不来，回来了情报也不准——解放军还故意放假消息！”
“那你们不会分析吗？”有人怼回去。
“分析？怎么分析？老头子只听他想听的！我们说解放军可能在徐州集结，老头子说‘不可能，他们刚打完济南，需要休整’。我们说黄伟兵团路线危险，校长说‘革命军人不怕牺牲’！这还怎么玩？”
原国民党联勤总司令的一位处长举手：“我来说说后勤。淮海战役，咱们名义上八十万大军，实际有多少缺编吃空饷的？三分之一有吧？就这，军粮还层层克扣。运到前线的粮食，能有一半到士兵嘴里就不错了！”
“对对对！”好几个军需官附和，“士兵饿着肚子打仗，能打赢才怪！”
“还有装备，”一位装甲兵团长说，“美式坦克是好，但油料供应不上！打一半没油了，成铁棺材了！解放军缴获了还能用，因为他们有群众运油！”
原国民党政工系统的一位少将叹了口气：“要说失败啊，政治工作是大问题。咱们天天喊‘剿匪’，老百姓听了吗？解放军喊‘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跟着跑。我们在农村抓壮丁，老百姓往山里躲。解放军招兵，老百姓排队报名。这人心向背，明摆着的。”
有人小声说：“还不是咱们自己作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嘘——小声点！”
吵了快一个小时，声音渐渐小下来。大家都说累了，也发现这样吵没意义——仗已经打输了，人已经关进来了，再吵又能怎样？
这时，李宇轩缓缓站起来。
食堂里彻底安静了。所有人看向这位老长官、老教官。
李宇轩环视众人，目光从黄伟、杜与明、王耀五、宋溪濂……一个个脸上扫过。他看了很久，久到有些人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
“都说完了？”李宇轩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敲在人心上。
没人回答。
“我听了半天，听明白了一件事，”李宇轩说，“黄百韬的死，怪刘智指挥不当，怪邱青泉救援不力，怪44军拖后腿，怪老头子朝令夕改——就是不怪黄百韬自己。”
黄伟那边的军官低下头。
“黄伟兵团被围，怪老头子路线选得差，怪廖运周起义，怪部下不听指挥——也不怪黄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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