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覆灭，朝局初定，郑远推行的新政正如火如荼，大唐天下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然而，在这看似海晏河清的表面之下，一股新的、源于帝国最高权力核心的暗流，正在悄然滋生。
时光荏苒，昔日懵懂幼帝李泓，如今已长成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按礼制，太后仍垂帘听政，但皇帝已开始接触政务，参与常朝，学习批阅奏章。然而，这位逐渐长大的天子，却并未如陆昭、秦啸岳、郑远乃至已故王相所期望的那般，成长为一位励精图治的明君。
或许是童年长期处于母后与权臣的阴影之下，产生了逆反心理；或许是身边近侍别有用心地引导；又或许是天性使然，李泓对繁重的政务、枯燥的经史越来越缺乏兴趣，反而对声色犬马、奇巧玩物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衷。
他常常借“体察民情”之名，微服出宫，流连于东西两市，对胡商带来的珍奇异物、杂耍百戏兴趣盎然。更令朝臣们忧心的是，他开始频繁召见一些以“俳优”、“弄臣”闻名的官员和民间艺人入宫，通宵达旦地饮宴嬉戏，甚至在内苑模仿市井，设立“宫市”，与宫女太监扮演商贾百姓，嬉闹无度。
一次常朝之上，李泓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哈欠连天，对郑远禀报的关于漕运新章推行事宜心不在焉，反而兴致勃勃地向工部尚书询问一种新进贡的“自雨亭”（利用水循环制造人工降雨的亭子）何时能在宫中建造。
郑远奏对完毕，见皇帝如此形态，心中叹息，只得沉声道：“陛下，漕运关乎国脉，新章初行，关乎万民，还望陛下慎思。”
李泓挥了挥手，略显不耐：“朕知道了，郑相处理便是。些许小事，何须烦朕？” 说罢，竟起身欲走，说是要去观看新驯的猞猁表演。
满朝文武面面相觑，不少老臣面露忧色。秦啸岳眉头紧锁，陆昭垂眸不语，心中皆是一沉。太后在帘后，亦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却并未当场严厉斥责，只是温言让皇帝“稍安勿躁”。
皇帝的变化，自然被一些善于钻营之人看在眼里。一些原本不得志的官员，或是出身勋贵、却无实才的子弟，开始围绕在李泓身边，投其所好。
其中，以光禄寺丞赵元安、鸿胪寺主簿周敏（皆为虚构）最为活跃。此二人颇通玩乐之道，善于搜罗奇珍异宝、编排新奇戏目，更时常引荐一些“身怀绝技”的方士、异人入宫，深得李泓欢心。赵元安更因进献了一对能言善辩的“五色鹦鹉”，被李泓破格提拔为太仆寺少卿，掌管部分御用马匹与车驾，使其有更多机会接近皇帝。
这些佞臣围绕下，李泓愈发沉溺享乐，对正规的经筵讲学能推则推，对阁臣呈送的奏疏也常常草草浏览，甚至交由司礼监太监代为批红（虽然最终需太后或用印，但皇帝的态度已影响流程）。他们时常在皇帝耳边吹风，言说“陛下乃天下之主，自当享受四海供奉”，暗讽郑远等阁臣“权力过重，事事掣肘”，使得李泓对郑远、秦啸岳等人渐生不满与疏离。
皇帝的怠政与偏听偏信，开始对朝局产生负面影响。郑远推行的新政，在具体落实层面，遇到了新的阻力。
一些地方官员，见皇帝如此，便心生懈怠，对新政阳奉阴违。尤其是在清查田亩、改革税制等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根本的事务上，阻力更大。他们或谎报数据，或拖延进度，甚至暗中串联，将“与民争利”、“苛政扰民”的帽子扣在郑远头上，试图通过某些渠道影响皇帝，迫使新政放缓。
这一日，风阁收到一份来自江南东道的密报，言及当地豪强与部分州县官员勾结，阻挠清丈田亩，并散布谣言，称朝廷此举意在加税，引得民怨沸腾，已有小规模骚动。
郑远看着密报，面色凝重。他知道，这不是孤例。若在以往，他完全可以凭借风阁权威和太后支持，强力推行。但如今皇帝态度暧昧，太后似乎也因为皇帝渐长，在处理政务时更加顾虑儿子的感受，不愿过于强硬，这给了反对新政者喘息和反扑的空间。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郑远对前来商议的陆昭叹道，“外患虽平，内忧又起。陛下年少，易被蛊惑，长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
陆昭默然片刻，道：“陛下心性未定，尚可引导。然其身边群小环绕，确是大患。需设法让陛下亲贤臣，远小人。”
“谈何容易？”郑远苦笑，“如今陛下视我等为束缚，视赵元安之流为知己。强行谏诤，只怕适得其反。”
慈宁宫内，太后的忧虑丝毫不亚于外臣。她看着儿子日益偏离正轨，心中焦急，却也有些无力。她曾多次召见李泓，谆谆教诲，要他以国事为重，亲近贤臣。初始李泓尚能唯唯称是，但次数一多，便显露出不耐烦，甚至顶撞道：“母后既已还政于儿，为何事事还要插手？郑相他们，到底听母后的，还是听朕的？”
一句话，噎得太后心口发痛，却也提醒了她，儿子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主意，不再是那个需要她时时刻刻护在翼下的雏鸟了。她若逼得太紧，只怕母子离心，反而将儿子彻底推向那些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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