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玚的“毒策”虽被景和帝断然驳回，但其在延英殿上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却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在长安官场激荡起层层涟漪。支持者暗赞其“魄力”，反对者忧心其“乱政”，而更多骑墙观望者，则从中嗅到了权力格局可能变化的微妙气息。一时间，朝堂之上，暗流涌动，人心浮动。
陆昭与沈青桐深知，要彻底稳固朝局，打消皇帝可能残存的“捷径”念头，必须尽快在实质问题上取得突破。回到玄枢阁后，他们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那枚从忘忧谷获得的诡异令牌的研究上。
令牌非金非木，触手冰凉，其上刻画的扭曲多眼符号，散发着令人不适的阴邪气息。陆昭召集了玄枢阁内所有精通古符箓、西域文字、乃至各地民间隐秘信仰的供奉、博士，共同会诊。
经过数日不眠不休的比对、推演，并结合岭南当地俚僚的一些古老传说，终于有了一丝眉目。一位年近古稀、曾随商队远赴天竺（印度）的老供奉指出，那符号的风格，与天竺某些隐秘教派祭祀“大黑天”佛教护法神，亦被一些密教派别吸收演变）时使用的部分变异符文有几分相似，但更加扭曲、邪恶，充满了毁灭与疯狂的意味。
“此非正神之符，乃是邪神之祭！”老供奉颤巍巍地说道，“据老朽所知，在天竺以南，或有信奉‘毁灭与重生’之邪神‘库尔玛’（虚构，代指某个邪恶存在）的秘教，其信徒行为诡秘，常行血祭，以其获得力量。这令牌，或与此类邪教有关。”
线索指向了遥远的南方，甚至超出了大唐目前直接掌控的疆域。这邪教组织的触角之广，根基之深，令人心惊。
与此同时，沈青桐则利用其医术和感知，仔细分析令牌上残留的微弱气息。她发现，除了那浓郁的阴邪之气外，竟还夹杂着一丝极其淡薄、却与之前宫中“蚀神纹”同源的腐朽意味！
“看来，郁贵妃家族当年与这邪教，并非简单的利用关系，很可能本身就是其信徒，或者有更深的勾结！”沈青桐得出结论，“这令牌，或许是他们在教中身份或联络的凭证。”
陆昭面色凝重：“若真如此，这邪教在大唐境内的渗透，恐怕远超我们想象。郁贵妃家族虽已败落，但其网络未必完全清除。王玚今日能献出那般毒策，其心性……是否也与这邪教的影响有关？”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陆昭心头。他立刻下令玄枢阁，动用所有暗线，秘密调查王玚的出身、履历、交际网络，尤其是其与岭南、乃至与可能存在的邪教残余势力，有无任何关联。
就在玄枢阁紧锣密鼓调查之时，王玚也并未坐以待毙。延英殿受挫，让他意识到风阁，尤其是陆昭夫妇，是他攫取更大权力的最大障碍。他表面上对皇帝的命令恭顺执行，暗中却开始积极活动。
他利用自己门下侍郎的身份和皇帝近臣的便利，频频召见那些对风阁新政不满、或因改革利益受损的官员，尤其是在漕运风波中被压制的地方势力代表、以及在之前清洗中侥幸未被深究的韦氏、崔明远派系的残余人物。
在其位于崇仁坊的豪华府邸中，夜夜笙歌，名为诗酒唱和，实为结党营私。席间，王玚往往故作忧国忧民之态，叹息风阁“固步自封”、“畏首畏尾”，致使“国势不振，外夷欺凌”，更隐晦地暗示，唯有“行非常之法”，方能“重振大唐雄风”。
他极其善于笼络人心，对失意者许以高位，对贪渎者馈以重金，更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将他的那套“毒策”包装成“救国良方”，吸引了不少投机之徒。一个以王玚为核心，旨在推翻风阁、把持朝政的政治小团体，正在悄然形成。
御史台中，几位素以“风闻奏事”闻名的御史，也开始收到一些“匿名”投书，内容多是影射风阁诸臣“专权跋扈”、“排斥异己”，甚至含沙射影地提及陆昭“以术乱政”，沈青桐“妇人干政”，试图在舆论上抹黑风阁。
朝廷依郑远之策，向大食发出的质询国书，已由鸿胪寺选派精干使者，携重兵护卫，送往西域。同时，针对吐蕃的“祸水东引”之策，也在秘密进行，只是执行得更加谨慎。皇帝采纳了郑远的建议，并非直接唆使吐蕃进攻大食，而是通过边境榷场贸易、以及一些非官方渠道，有意无意地向吐蕃商人、使者透露大食势力东扩，已威胁到吐蕃在西域利益的消息，让其自行判断。
然而，吐蕃赞普（国王）及其麾下大臣，也非易于之辈。他们既警惕大食的扩张，也对大唐抱有戒心。对于大唐释放的信息，他们并未立即做出激烈反应，而是加强了与西域诸部的联系，同时派出了更多的探马，深入金山以西，亲自查探大食的虚实。
北庭都护府的压力并未减轻。秦峻、李光弼等人深知，无论朝廷与吐蕃、大食如何博弈，最终守住边疆，还是要靠自身的实力。他们加紧操练兵马，加固城防，囤积粮草，并派明心负责，加强对境内可能存在的奸细、以及往来商队的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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