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反扫荡战役期间,这样的场景多次上演。集群通讯系统使得高级指挥员能够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灵活调动分散在各处的部队,及时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薄弱环节。而基层部队也能将侦察到的敌情、遇到的困难,通过子频道快速汇总上报,为指挥决策提供了近乎实时的情报支撑。
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的多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其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此役,八路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战役总结中,陈师长特别提到了新通讯系统的巨大作用:“……此次反扫荡作战,我军指挥之顺畅、协同之密切、反应之迅速,远超以往。新型步话机集群通讯系统,居功至伟! 它让我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每一个关键的连长、排长耳边,让整个战场仿佛透明,部队如臂使指。这是我们指挥手段的一次革命性进步!”
胜利的捷报和师长的嘉奖传到瓦窑堡,林烽、赵启明和所有参与攻关的技术人员无不欢欣鼓舞。他们的心血,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通讯科的地下工作室里,赵启明在对缴获的一台日军新型野战电台进行深度检测时,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这台电台的某些电路模块,其设计明显超出了普通通讯或干扰的范畴,更像是在进行信号特征分析和模式识别的尝试。结合战役后期,我方集群通讯频道偶尔出现的、极其短暂且规律的细微“背景噪音”,赵启明得出了一个推论:
“林主任,”他面色凝重地向林烽汇报,“鬼子可能不仅仅是在干扰或测向。他们可能在利用更先进的设备,尝试记录和分析我们集群通讯的信号特征、通联规律、甚至电台‘指纹’(每个电台由于元器件微小差异产生的独特信号特征)。一旦他们建立起足够的数据,理论上,他们可以更精准地识别和定位我们的重要指挥节点,甚至可能模仿我们的识别码进行欺骗性通讯!”
林烽心头一凛。技术对抗的螺旋再次升级。我们刚刚迈入集群通讯时代,敌人就已经在琢磨如何破解和反制,甚至企图“伪装”成我们。
“看来,我们的‘大会堂’刚建好,就有人在窗外试图偷听,还想伪造请柬混进来。”林烽沉思道,“集群通讯的协议和识别码,必须设计得更复杂、更动态,甚至引入某种‘双向认证’机制。同时,要研究反制这种信号特征分析的方法……或许,我们需要给我们的电波,也穿上‘迷彩服’?”
窗外,庆祝反扫荡胜利的锣鼓声隐约可闻。但赵启明知道,下一轮在无形空间中,关于通讯主导权的、更加隐蔽和复杂的较量,已经悄然开始。他面前的日军电台,仿佛一个沉默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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