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中旬
瓦窑堡的夏夜闷热得像蒸笼，可电子研发部门那间特殊的厂房里，却透着一股子异样的清凉——不是因为装了空调，而是所有人都屏着呼吸，大气都不敢出。
厂房中央，一台模样古怪的设备静静立着。说它是显微镜吧，又带着一堆复杂的镜头和支架；说它是加工设备吧，又精细得像个精密仪器。旁边的工作台上，摆着十几个火柴盒大小的玻璃片，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彩色光芒。
向秦茂站在那台设备前，手都在微微发抖。旁边，苗源拿着放大镜，正对着其中一片玻璃片反复端详。周围围着一圈人——都是电子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有的已经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
“老苗，怎么样？”向秦茂声音发紧。
苗源没吭声，只是把放大镜递给他：“你自己看。”
向秦茂接过放大镜，凑到那片玻璃片前。透过放大镜，能看到玻璃表面有一层极其精细的纹路——那是用他们自己设计的光刻机，一微米一微米刻出来的电路图案。密密麻麻的线条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电路。
他看了足足三分钟，才直起腰，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
“通电测试。”
旁边一个年轻技术员立刻接上电源和测试仪器。两根极细的探针小心翼翼地接触玻璃片上两个焊点。示波器（土法自制版）的屏幕上，跳动的波形开始稳定下来。
“电压正常！”另一个技术员盯着仪表报数。
“输入信号稳定！”
“输出……输出信号出来了！波形符合设计！”
厂房里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跳起来，有人互相拥抱，有人直接瘫在椅子上，眼眶都红了。
向秦茂没有跳，也没有喊。他走到工作台前，拿起那片小小的玻璃片，对着灯光看了又看，仿佛那不是一块芯片，而是他全部的生命。
苗源走过来，拍拍他肩膀：“老向，成了。四年了，咱们终于成了。”
向秦茂放下芯片，声音有些沙哑：“是啊，四年了。从林部长走之前交代任务，到今天，整整四年。一千四百多天，咱们终于把这玩意儿弄出来了。”
四年前，1944年的秋天，林烽离开瓦窑堡去东北之前，专门把向秦茂和苗源叫到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墙上还挂着当年的老照片，桌上堆着各种图纸和零件。
“秦茂，苗源，”林烽当时的神色很郑重，“我要去东北了，但有个任务必须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比造坦克、造飞机都难，也比它们都重要。”
他拿出一张手绘的草图，上面画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方块，里面密密麻麻的线条像蜘蛛网一样。
“这叫集成电路，也叫芯片。”林烽说，“别看它小，它能做的事情，比一屋子电子管还多。未来的飞机、坦克、火炮、通讯设备，都要靠它。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东西造出来。”
向秦茂当时看着那张草图，眼睛都直了：“林部长，这……这玩意儿怎么造？咱们连电子管都还不熟练……”
林烽笑了：“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要你们研究。材料、工艺、设备，都得自己摸索。可能要一年，可能要三年，可能要五年。但只要造出来，咱们的军工，就比别人领先一步。”
临走前，林烽留下几本外文资料——那是他凭记忆整理的一些原理和方向，还有他从各处搜集来的零散信息。然后，他拍拍两人的肩膀：“秦茂，苗源，这事急不得，但也慢不得。一步一步来，需要什么支持，随时给东北发电报。我在那边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那之后，向秦茂和苗源就一头扎进了这个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年，他们研究材料。什么样的材料能做芯片？硅，但硅从哪儿来？怎么提纯？瓦窑堡没有半导体级的硅，他们就自己建炉子，用石英砂炼。炼出来的硅块杂质太多，他们就一遍一遍提纯，一遍一遍测试。炼了上百炉，终于得到了纯度勉强能用的硅片。
第二年，他们研究光刻。要在硅片上刻出头发丝千分之一粗细的线条，需要光刻机。从哪儿来？自己造。向秦茂带着一帮人，把显微镜、照相机镜头、精密滑台拆了装、装了拆，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第一台土法光刻机。用它刻出来的线条，比头发丝还细几十倍。
第三年，他们研究工艺。氧化、涂胶、曝光、显影、蚀刻、扩散……每一道工序都是一座山。氧化炉温度不稳，废了一批又一批硅片；涂胶机转速不匀，线条粗得像蚯蚓；曝光时间稍长一点，电路全糊。苗源带着人，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啃，废掉的硅片堆了半间屋子。
第四年，他们开始集成。把一个个晶体管做到一块硅片上，连成电路。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失败了；第十次，失败了；第一百次，还是失败。向秦茂开始怀疑人生——这玩意儿，真的能造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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