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医院的手术一台接一台,王教授的手从没干过。可人手还是不够,三十名医生、五十名护士,应付两百张病床已经吃力了,伤员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林烽在指挥部里翻着卫生部送来的报告,眉头拧成了疙瘩。
“老黄,你调的那些人不够。前线需要的不是普通医生,是能在战壕里开刀、能在炮火下止血的医生。你从协和、同济、湘雅再调一批,不要怕抽空了,前线比后方急。”
黄部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林部长,协和已经抽了五名外科医生,再抽就没人值班了。”
林烽说:“值班的事另想办法。前线的伤员等不了。再调二十名外科医生,三十名护士。还有,麻醉师、放射科医生、检验科医生,一样不能少。战地医院不是门诊部,什么都要会。”
第二批医生护士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协和的张教授,五十五岁,普外科权威,做过胃切除、肝修补、肠吻合,在国内外科界排得上号。上海同济的刘主任,四十八岁,骨科一把刀,断肢再植、关节置换,手到擒来。武汉湘雅的老周,五十二岁,战伤外科出身,打过日本人,取过无数弹片,经验比书本还厚。
林烽在安东的站台上迎接他们,话不多,就一句:“同志们,前线的手术台等着你们。伤员等着你们。拜托了。”
张教授拎着手术器械箱,跳上卡车,对旁边的刘主任说:“老刘,咱们这把年纪,还能上战场,值了。”
刘主任拍拍他的肩膀:“值什么值?救一个算一个。”
前线野战医院扩建了。原来的村子不够用,又在旁边搭了二十顶帐篷。手术台从十张加到二十张,病床从两百张加到四百张,医生护士从八十人加到一百五十人。王教授是院长,张教授当外科主任,刘主任当骨科主任,老周当战伤外科主任,各管一摊。
王教授把医生们叫到院子里,开了一个短会。他站在台阶上,穿着白大褂,手插在兜里,说话不紧不慢。
“同志们,你们都是从大医院来的,技术没话说。但战地医院跟后方不一样。没有CT,没有核磁,没有无影灯,没有电刀。你们要用眼睛看,用手摸,用耳朵听。弹片在哪个位置,血管有没有断,骨头碎没碎,能有多快就多快判断出来。伤员等不起,一犹豫就死人。”
张教授举手:“王院长,抗生素够不够?”
王教授说:“够。青霉素从后方源源不断地送来。但伤口感染不光靠抗生素,还得靠清创。清创不干净,打再多的青霉素也没用。”
刘主任问:“截肢率高不高?”
王教授沉默了一下:“高。弹片打碎骨头,接不上,就得截。截了还能活,不截就死。你们不要怕截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集训开始了。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课,是站在手术台前,一件件学。王教授主刀,张教授当一助,刘主任当二助,老周负责麻醉。伤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战士,右小腿被炮弹炸断,骨头露在外面,肌肉撕裂,血管断裂。
王教授用止血带扎住大腿,对张教授说:“你来。先清创。”
张教授接过手术刀,把碎肉剪掉,把碎骨头夹出来,用生理盐水冲洗。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很准。刘主任在一边看着,时不时递个钳子、镊子。
“骨头碎了,接不上。”张教授说。
王教授说:“截。膝关节以上十公分。”
刘主任拿起骨锯,开始锯。骨屑飞溅,声音刺耳。旁边的护士脸色发白,但没人转身。老周盯着麻醉机,调整药量。
锯完了,扎血管,缝皮。手术做完,用了四十分钟。王教授擦了擦额头的汗,对张教授说:“下一台。”
集训持续了整整一周。每天几十台手术,从早做到晚。年轻的医生们跟在后面学着看,学着动手。有人缝皮缝得像蜈蚣,王教授骂了一句:“你这是缝衣服?针距太宽,伤口要裂开。拆了重缝。”年轻医生红着脸,拆了线,又缝了一遍。
赵护士长教护士们扎针。在后方,病人躺在床上,血管好找。在前线,伤员趴在担架上,胳膊肿得跟大腿一样粗,血管陷在肉里摸不到。赵护士长用手指在伤员胳膊上摸了半天,一针扎下去,回血了。
“看见没有?摸不到血管就摸动脉。动脉旁边就是静脉,顺着找。”她对旁边的年轻护士说。
年轻护士点点头,试着在自己胳膊上扎了一针,没扎准,疼得龇牙咧嘴。赵护士长笑了:“先在自己身上练,练好了再去扎伤员。”
救护车司机集训更急。路被美军炸得坑坑洼洼,颠得伤员哇哇叫。司机老赵是沈阳人,开过十几年卡车,技术好,但开救护车不一样。伤员在车厢里,颠一下伤口就裂,颠两下缝好的线就崩。
老赵蹲在车旁边,对几个年轻司机说:“看见路上的坑没有?大的绕,小的慢。不能快,快了颠。也不能慢,慢了伤员疼。不快不慢,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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