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医院的手术一台接一台，王教授的手从没干过。可人手还是不够，三十名医生、五十名护士，应付两百张病床已经吃力了，伤员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林烽在指挥部里翻着卫生部送来的报告，眉头拧成了疙瘩。
“老黄，你调的那些人不够。前线需要的不是普通医生，是能在战壕里开刀、能在炮火下止血的医生。你从协和、同济、湘雅再调一批，不要怕抽空了，前线比后方急。”
黄部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林部长，协和已经抽了五名外科医生，再抽就没人值班了。”
林烽说：“值班的事另想办法。前线的伤员等不了。再调二十名外科医生，三十名护士。还有，麻醉师、放射科医生、检验科医生，一样不能少。战地医院不是门诊部，什么都要会。”
第二批医生护士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协和的张教授，五十五岁，普外科权威，做过胃切除、肝修补、肠吻合，在国内外科界排得上号。上海同济的刘主任，四十八岁，骨科一把刀，断肢再植、关节置换，手到擒来。武汉湘雅的老周，五十二岁，战伤外科出身，打过日本人，取过无数弹片，经验比书本还厚。
林烽在安东的站台上迎接他们，话不多，就一句：“同志们，前线的手术台等着你们。伤员等着你们。拜托了。”
张教授拎着手术器械箱，跳上卡车，对旁边的刘主任说：“老刘，咱们这把年纪，还能上战场，值了。”
刘主任拍拍他的肩膀：“值什么值？救一个算一个。”
前线野战医院扩建了。原来的村子不够用，又在旁边搭了二十顶帐篷。手术台从十张加到二十张，病床从两百张加到四百张，医生护士从八十人加到一百五十人。王教授是院长，张教授当外科主任，刘主任当骨科主任，老周当战伤外科主任，各管一摊。
王教授把医生们叫到院子里，开了一个短会。他站在台阶上，穿着白大褂，手插在兜里，说话不紧不慢。
“同志们，你们都是从大医院来的，技术没话说。但战地医院跟后方不一样。没有CT，没有核磁，没有无影灯，没有电刀。你们要用眼睛看，用手摸，用耳朵听。弹片在哪个位置，血管有没有断，骨头碎没碎，能有多快就多快判断出来。伤员等不起，一犹豫就死人。”
张教授举手：“王院长，抗生素够不够？”
王教授说：“够。青霉素从后方源源不断地送来。但伤口感染不光靠抗生素，还得靠清创。清创不干净，打再多的青霉素也没用。”
刘主任问：“截肢率高不高？”
王教授沉默了一下：“高。弹片打碎骨头，接不上，就得截。截了还能活，不截就死。你们不要怕截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集训开始了。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课，是站在手术台前，一件件学。王教授主刀，张教授当一助，刘主任当二助，老周负责麻醉。伤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战士，右小腿被炮弹炸断，骨头露在外面，肌肉撕裂，血管断裂。
王教授用止血带扎住大腿，对张教授说：“你来。先清创。”
张教授接过手术刀，把碎肉剪掉，把碎骨头夹出来，用生理盐水冲洗。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很准。刘主任在一边看着，时不时递个钳子、镊子。
“骨头碎了，接不上。”张教授说。
王教授说：“截。膝关节以上十公分。”
刘主任拿起骨锯，开始锯。骨屑飞溅，声音刺耳。旁边的护士脸色发白，但没人转身。老周盯着麻醉机，调整药量。
锯完了，扎血管，缝皮。手术做完，用了四十分钟。王教授擦了擦额头的汗，对张教授说：“下一台。”
集训持续了整整一周。每天几十台手术，从早做到晚。年轻的医生们跟在后面学着看，学着动手。有人缝皮缝得像蜈蚣，王教授骂了一句：“你这是缝衣服？针距太宽，伤口要裂开。拆了重缝。”年轻医生红着脸，拆了线，又缝了一遍。
赵护士长教护士们扎针。在后方，病人躺在床上，血管好找。在前线，伤员趴在担架上，胳膊肿得跟大腿一样粗，血管陷在肉里摸不到。赵护士长用手指在伤员胳膊上摸了半天，一针扎下去，回血了。
“看见没有？摸不到血管就摸动脉。动脉旁边就是静脉，顺着找。”她对旁边的年轻护士说。
年轻护士点点头，试着在自己胳膊上扎了一针，没扎准，疼得龇牙咧嘴。赵护士长笑了：“先在自己身上练，练好了再去扎伤员。”
救护车司机集训更急。路被美军炸得坑坑洼洼，颠得伤员哇哇叫。司机老赵是沈阳人，开过十几年卡车，技术好，但开救护车不一样。伤员在车厢里，颠一下伤口就裂，颠两下缝好的线就崩。
老赵蹲在车旁边，对几个年轻司机说：“看见路上的坑没有？大的绕，小的慢。不能快，快了颠。也不能慢，慢了伤员疼。不快不慢，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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