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烽从沈阳回到指挥部，苏婉已经在桌上铺开了一张全国人才分布图。图上标着大大小小的红点，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技术人才密集的城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哈尔滨。
每一个城市都有数字，上海六千，天津四千，武汉三千。这些数字是林烽让苏婉花了一个月统计出来的，全国工交、建筑、机械、冶金、化工、电子六大系统的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全在上面。
“老苏，你看这个数字。上海六千，天津四千，加起来一万。够包钢用三年。”林烽用手指敲着图上的红点。
苏婉说：“但上海不能抽空。留着自己也要搞工业。抽三成，一千八。天津抽两成，八百。其他地方再凑一凑，三千人。够了。”
林烽点点头，拿起电话打给华东局、华北局、中南局、西南局，挨个要人。不要多，每个地方抽几百，凑够三千。不是征调，是借。借三年，三年后还。人去，工资由接收单位发，户口不迁，家属随迁，安排工作，孩子安排上学。
电话那头，各局的负责人犹豫了。不是不肯给，是舍不得。自己也在搞建设，人手本来就紧。林烽在电话里说：“老张，你那边抽二百人，少建一座纺织厂。纺织厂明年还能建，导弹厂等着用，晚一天投产，前线的战士就多一天挨炸。”
老张沉默了几秒：“行。二百人。我挑好的给你。”
调令发下去，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技工开始往东北、西北集结。上海来的工程师老周，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他在江南造船厂干了二十年，造过船、修过潜艇，机械设计是他的老本行。林烽把他分到了哈尔滨坦克厂，让他负责底盘设计。老周蹲在坦克厂的总装车间里，用手摸了摸一辆刚下线的太行-3底盘，对田方说：“田工，这底盘的承重梁，设计余量太大了。减薄五毫米，能省二百公斤钢。省下来的钢，多造几辆坦克。”
田方愣了一下，拿来图纸一算，老周说得对，减五毫米强度照样够。“改。”田方在图纸上改了一笔，二百公斤钢省下来了。
天津来的技工老刘，四十出头，钳工八级。他在天津机床厂干了二十年，手里有绝活，磨的零件平面度能到零点零零五毫米。林烽把他分到了西安飞机厂，让他加工歼-6的发动机叶片。老刘蹲在机床上，用千分尺量了量毛坯，又量了量成品，差零点零零三毫米。他调整了机床的进给量，又磨了一遍，合格了。
“老刘，你这手艺，北京来的工程师都服气。”陈景澜站在旁边，竖起大拇指。
老刘擦擦汗：“干钳工干了一辈子，别的不会，就会磨。磨好了，飞机就能飞得快。”
重庆来的焊接技师老赵，四十五岁，黑脸膛，手上全是烫伤的疤痕。他在重庆钢铁厂干了二十年，会焊锅炉、焊管道、焊压力容器。林烽把他分到了包头钢铁厂，让他焊高炉炉体。老赵蹲在高炉旁边，手把焊枪，电弧一闪一闪的，焊花飞溅，焊缝又平又光，X光探伤，一级片，没有气孔，没有夹渣。
何强洗蹲在旁边，盯着老赵的手：“老赵，你这手稳。焊了一辈子？”
老赵说：“二十年。从学徒干到技师。焊过的焊缝，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圈。”
何强洗笑了：“绕地球一圈？你吹牛。”
老赵说：“没吹。锅炉厂的管道，焊了十几年。你算算，多长。”
何强洗不说话了，盯着老赵继续焊。
武汉来的电气工程师老孙，四十二岁，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在武汉钢铁公司干了十五年，搞过电气自动化，会装高压柜、会调变频器。林烽把他分到了瓦窑堡电子厂，让他调试光刻机的电源。光刻机的电源是从苏联进口的，电压不稳，老孙拆开电源柜，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元件。发现一个电容坏了，换了一个，电压稳了。又发现一个电阻值偏大，换了，电流也稳了。
苗源站在旁边，看着示波器上的波形：“老孙，你这手，行。电源稳了，光刻机就能干精细活。”
老孙推推眼镜：“电气的事，不难。难的是机械。光刻机的导轨，精度要求高。”
苗源说：“机械的事，有人管。你管好电气就行。”
广州来的技工老陈，三十八岁，瘦高个，手巧。他在广州造船厂干了十五年，会修柴油机、会调螺旋桨。林烽把他分到了沈阳重型机械厂，让他调试推土机的液压系统。老陈蹲在推土机旁边，用手拧开一个液压接头，用纸巾擦了擦，纸巾上没油渍。密封好，不漏油。又启动发动机，听声音，低沉的轰鸣，没有异响。
“郭工，这推土机发动机没问题，液压系统也没问题。就是驾驶室太颠，座椅的减震弹簧硬了。换个软的，司机坐着舒服，干活不累。”
老郭说：“换。弹簧从鞍钢调，软的，韧性好的。”
全国各地的人来了，项目一个个开工。包钢的高炉立起来了，西安的飞机厂封了顶，哈尔滨的坦克厂跑通了生产线，瓦窑堡的电子厂出了第一批芯片，沈阳的重型机械厂造出了推土机。三千人散落在各个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跟本地工人一起干活。有人住工棚，有人住宿舍，有人住老乡家。条件艰苦，但没人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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