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轻轻爬上指挥帐的边角，像一只温柔的手，掀开了黑夜与白昼之间的薄纱。天边泛着淡淡的鱼肚白，营地里已经有些动静了。
炊烟从灶台袅袅升起，被清晨的风吹得歪歪斜斜，像是战后残存的信念，在冷风中摇曳却不肯熄灭。士兵们默默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肩上还扛着昨夜没卸下的装备。他们的脚步很沉，眼神也透着疲惫，可又好像有种说不出的坚持——战争是结束了，可真正的和平，还没来。
这片土地曾是焦土，如今刚冒新芽。草叶上挂着露水，晶莹剔透，像昨夜未干的血迹凝成的泪珠。营地四周的防御工事还没拆，断墙残垣间还能看到弹痕累累的铁皮和烧焦的旗帜。但人们已经开始重建：一队后勤兵正合力把倒塌的粮仓支架重新立起；一名医官蹲在临时病房外，仔细擦拭注射器；远处传来孩童的笑声——那是随军家属的孩子，在废墟间追逐一只灰毛野猫。
可就在这片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涌动。
刘斌已经站在门口了。
他没穿披风，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战袍，袖口磨出了毛边，衣襟少了一颗扣子，用粗线勉强缝着。这件衣服他穿了整整三年，从青石坡突围那晚起就没换过。有人说他节俭，有人觉得他固执，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衣服是个提醒：每次摸到那粗糙的布料，就会想起那些没能活着回来的人——李昭临死前攥着他手腕说“别让我娘等太久”；赵岩为了掩护伤员撤退，独自引开敌机，最后化作一道火光坠入山谷；还有那个十七岁的小通信兵，名字叫陈念，临终前还在背诵诗盟传唱的《归乡谣》……
昨夜那封盖着私印的信，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沈墨的桌上，已经被拆开。火漆碎裂的痕迹还在，像是某种决裂的预兆。信纸上只有三个字：“查到底。”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也没有多余的话。可就是这三个字，让整个指挥部彻夜未眠。
帐内人都到齐了。
各营主官、后勤调度、诗盟代表分列两旁，坐得笔直，却没人说话。空气很闷，仿佛压着一层看不见的乌云。有人盯着自己的靴子，目光落在鞋尖前的一小块泥土上；有人刻意避开视线，好像多看一眼都是负担。这种沉默不是怯懦，而是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怒正在寻找出口。
王仲平坐在角落，手指不停地搓着膝盖上的布料，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是七营的老兵，打过五场大战，现在负责前线药品调度。可就在三天前，他亲手签收的一批止血散，最后竟然出现在某个私人医疗站的账目里。那家医疗站名义上为平民服务，实则背后掌控者正是某位退役将领的儿子。更讽刺的是，这批药原本是要送往东线重伤区的，结果因缺药延误治疗，导致两名战士感染恶化，最终截肢。
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人哭着问他：“班长，我不是怕疼……我只是不想再也站不起来。”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的心里，整整一夜未能合眼。
刘斌走到中央，没看任何人，直接从怀里抽出一份文件，“啪”地一声拍在桌上。
“这是决战前六小时，批准调拨两千单位能量晶核的原始调令。”他的声音不高，语气平静得近乎冷淡，却像钉子一样敲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审批章是真的，签名也是真的——是我签的。”
全场一静。
连呼吸都停了一瞬。
这份调令本应列为最高机密，为何会突然公之于众？众人震惊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刘斌的态度——他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他抬眼扫视众人，目光像刀锋一样划过每一张脸：“我信错了人，把权限交给了会钻空子的陈维舟。这不是推卸责任，是事实。”
话音落下，帐内气氛骤然紧绷。
陈维舟，原第三防线副指挥官，曾是刘斌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接班人选。他出身寒门，靠战功一步步爬上来，为人低调谨慎，曾在多次战役中提出关键战术建议。他曾对刘斌说：“我们打这场仗，不只是为了胜利，更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必再拿起枪。”这话当时打动了所有人。
可就在总攻前夕，他利用职务之便，以“紧急储备”为名，把大批高能晶核和抗生素转移到非登记节点，再通过地下渠道倒卖，换取资源控制权。直到一名押运员临死前留下加密日志，真相才浮出水面。
那人名叫周远，二十岁出头，刚参军一年。他在押运途中遭遇伏击，身受重伤，临终前用颤抖的手指在平板上输入了一串坐标，并录下一段语音：“他们……不是敌人干的……是我们自己人……陈副官……有名单……”
这段录音辗转送到了沈墨手中。
东线七营的队长猛地站起来，拳头攥得紧紧的，声音都在抖：“那前线战士呢？我们连止血散都凑不齐的时候，他们在给谁‘战略储备’？那些人躺在泥地里喊疼、喊妈的时候，是谁在动这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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