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从事检察工作多年，从未遇到过如此强硬的嫌疑人。楚君不仅直呼他的名字，还胆敢在案情上兜圈子、卖关子、耍手腕，把自己戏弄得团团转。这一刻，张建国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挫败。
张建国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收场，他越想越气，怒火中烧，被楚君这么一说，更是热血上涌，一步冲上前，伸手抓起楚君的领口，又要对他动手。
就在这时，程部修迅速起身，一把抱住了张建国，小声在他耳边急促地说：“冷静！别冲动！我想，他的交代应该是真的。那样的话，如果他出去以后，一旦往上告，丢官是小，你有可能要脱装、要吃官司的！”
程部修的一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张建国头上，让他瞬间愣在原地，身体微微一震。愤怒的情绪在程部修的提醒下逐渐冷静下来。他深吸一口气，缓缓松开了拳头，目光重新落在楚君身上，冷冷地说道：“希望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否则，你今天的行为，只会让你的处境更加糟糕！”
程部修安抚好张建国的情绪后，缓缓走到楚君身边，轻轻扶起他，让他重新坐在椅子上。他附耳低声对楚君说：“好好说，不要放狠话。”
楚君明白程部修是好心提醒，也不敢再激怒张建国，毕竟吃亏的终究是自己。他低下头，眼神中闪过复杂的情绪，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两个小时后，驻守亚尔乡的检察组陆续传回了一个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一直在乡里蹲点的检察官们迅速赶往乡中学。在校长喀斯木和出纳那里，检察官们顺利找到了人证。在学校会计凭证的档案里，他们调出了那张关键的收款收据。收据上清晰地写着金额：四千元整，交款人一栏赫然写着“楚君”二字。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与楚君所描述的完全一致，毫无出入。
与此同时，另一路检察官来到了周三全的家里。当被问及是否收到楚君给的手机款时，周三全的妻子起初坚决否认收钱的事实，态度强硬，似乎铁了心要将谎言进行到底。然而，当调查人员出示齐博的证言时，她的态度开始动摇，眼神中闪着慌乱。当调查人员提到当时旁边还有邻居大娘可以作证时，她终于无法再抵赖，只得承认了事实。她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收到了楚君送来的一万元现金。由于婆家多次打电话催要钱款，而丈夫周三全却总是推说没有钱，她便动了藏钱的心思。收到楚君给的手机款后，她悄悄地将钱汇到了四川的婆家，并且一直隐瞒此事，没有告诉丈夫。调查人员随后前往乡农行、乡邮局查询楚君的取款记录和女人的汇款记录，发现汇款日期与楚君取钱的日期错了一天，证据链完美闭合。
在山口村农牧商公司查账的检察人员传来消息：他们查遍所有账簿，并未发现有两千元的支出款项，也没有发现票据上有杨益民的痕迹。问询过公司的财务人员，均否认杨益民在公司取过两千元现金。检察人员知道，票据有可能事先被经验老到的财务人员做过手脚，但没有证据，加上金额太小，跟楚君关联并不大。此条线索并不是检查的重点，检查也只能作罢。
当这些消息陆续传到张建国和程部修这里时，两人顿时面面相觑，一时间无言以对。他们的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仿佛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毕竟，检查的结果，两人早已经猜到了。
张建国的脸庞微微抽搐，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他缓缓坐回椅子上，双手紧紧握着扶手，似乎在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程部修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一脸沉重，眼神中透出无奈和自责。
张建国双手颤抖，颤巍巍地拿起了电话，打给了司马义。
司马义在接到张建国的电话后，直接爆了粗口：“混蛋！”他的全身打颤，额头上渗出冷汗。他深知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仅损害了检察院的公信力，还差点让一个无辜的人蒙冤。作为检察长，他必须为这次的失误承担责任。然而，该如何承担责任，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谢卫江接到司马义的电话后，气得一时无语，竟在电话里愣了半天。他的脸色铁青，眼神中满是震惊和愤怒，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直到司马义在电话那头连着“喂”了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语气中带着愤怒和失望：“司马义检察长，你也是老同志了，从事检察工作快三十年了，在你们检察系统出现这样的工作失误，我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如此严肃的一件案子你也敢闹出乌龙，你开什么开玩笑？作为里玉县的检察长，你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冒险。出现这么大的工作失误，你可以跟我汇报，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孟书记汇报，你自己最好还是主动一点！自己去找孟书记去汇报吧！”
说完，他便把电话挂了，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电话那头的司马义，听到电话挂断的声音，脸上闪过无奈和焦虑。他知道，这次的事情闹得太大了，已经不是一句“我大意了，办错了案”可以糊弄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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