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明皇帝《谕倭桑国条款》的规定，大明帝国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然再度轰鸣。这一次，它输出的不再是毁灭的炮火，而是更为精密、冷酷的统治铁链。条约中的每一项条款，都如同一把特制的枷锁，被大明工匠们以最高效的方式，牢牢铐在了倭桑国的躯干与灵魂之上。
首先动工的是四大驻军据点。大明工部的营造能手与随军工程兵部队，在倭国征发的数万民夫（其工食费用皆由幕府承担）的劳作下，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开始了建设。
浦贺砦，江户的咽喉。这里不再仅仅是“守御千户所”，而是被规划为一座坚固的棱堡要塞。面向江户湾的高地上，巨大的明字旗率先升起，在晴朗的日子里，其飘扬的身影确实能被远方的富士山雪顶所映照，如同悬在德水幕府头顶的利剑。炮台基座被深挖，计划安装从舰上拆下的重炮，射程足以覆盖江户湾主航道。驻防于此的两千京营精锐，他们的粮饷、军械、乃至营房修缮费用，根据新增条款，全部折算成稻米、铜料，由幕府直接拨付。
长崎租界，规模扩大了何止十倍。原有的商馆被推平，全新的围墙划定了一个“国中之国”。五千陆军将士的营盘、仓库、校场迅速成型，更有甚者，大明市舶司的官员随之入驻，开始规划税关、码头，这里将成为大明汲取倭桑国财富、监控南海贸易的核心节点。所有驻军及行政开销，均从长崎港的关税及幕府指派的“协饷”中直接扣除。
石山租界，大阪湾的废墟上。大明水师的工匠们指挥着倭人清理瓦砾，修建起专用的船坞、仓库和坚固的营垒。三千水师陆战队员驻守于此，他们不仅护卫租界，更负责监督倭桑国履行“拆毁大型战舰”的条款，将所有搜检到的超规船只在此地拆解或焚毁。此地的维持费用，自然落到了原本就遭重创的畿内诸藩头上。
对马卫，则成为了监控九州、锁钥朝鲜海峡的前哨。东江水师的战船在此游弋，岛上的倭人被尽数迁出，取而代之的是从辽东、山东迁来的军户家属，开始屯田筑屋，将其彻底大明化。
条约的赔款与岁贡条款被严格执行。户部与锦衣卫组成的联合清账小组进驻江户，直接插手幕府的财政，监督其将第一批二百万两白银以及相应的生丝、硫磺装上开往大明的货船。幕府的国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而西国诸藩的赋税被层层加码，怨声载道，却不敢稍忤“天兵”。
与此同时，最为残酷的“人口补偿”行动拉开了序幕。征召名额从两万被提升至三万。王聘坐镇长崎，亲自督办。幕府官吏在明军监军的冷眼注视下，如同驱赶牲口般，在九州、四国、乃至本州西部，挨村挨户搜罗适龄女子。哭喊声、哀求声、呵斥声充斥着一个个沿海的临时集结地。第一批五千名女子，在亲人绝望的目光中被赶上运输船，她们的未来，将是万里之外的辽东，成为伤残将士的妻子，在陌生的土地上度过余生。这道伤口，深可见骨，将持续在日本社会流血。
文化羞辱条款以更快、更彻底的方式推行。京都的“靖国神祠”（基于其祭祀性质杜撰）被勒令拆除，其木料被责令用于修建公共厕屋。与此同时，一块块统一制式、写着“靖国神厕”四个丑陋大字的木牌，被强制悬挂到日本全国每一个公共厕所的门前。从繁华的城下町到偏远的乡村，无人可以逃避这种日复一日的精神凌辱。幕府不得不派出巡查队，确保此项“厕屋挂牌”之政得以贯彻，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诞而痛苦的自我践踏。
在京都，后水伪天蝗与明正天蝗，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颁布了以“秋田”自称的《秋田罪己诏》。诏书中，“秋田”哀叹己身“德薄”，致使“倭国”蒙尘，触怒“天朝”，言辞卑微至极。诏书的副本被快马送往各地，要求所有寺庙、神社当众宣读。这份诏书，如同抽走了倭桑国最后一丝精神脊梁。
政治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首任“驻倭桑国大统领”由司礼太监倭桑国总务李有德出任，其官署直接设在江户城下，与幕府将军的城堡遥遥相对。他不仅拥有对幕府政令的否决权，更开始着手建立由大明直接控制的“探题”体系，监视各大名动向。
更为狠辣的是新增的“质子与战犯”条款。幕府被要求立即交出五千名历次侵扰朝鲜、对马、以及沿海的“倭寇战犯”及骨干分子。这些人被迅速集中起来，在长崎、大阪、浦贺三地，由明军宪兵当众监督倭奴人员安排以利刃行刑，尸首弃海。此举既是对抵抗力量的肉体消灭，更是血淋淋的威慑。
同时，一道命令传遍日本：所有拥有姓氏的武士、公家乃至豪商家族，必须派出至少一名嫡系子弟，前往大明指定的矿山、工坊充当“劳工人”，总数不得少于两千人。这些“质子”被戴上统一的标识，在皮鞭与监视下，从事最艰苦的劳作。他们不仅是人质，更是大明消耗倭桑国精英阶层潜力的工具，意在“绝其苗裔”，从根本上削弱其未来反抗的可能。
崇祯十二年的这个春夏之交，倭桑国列岛陷入了一片死寂的绝望。大明帝国的统治，并非简单的藩属羁縻，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全方位的肢解与阉割。经济附属，人口抽佣，消除倭文化，监控倭政治，质押倭精英。那条无形的锁链，已经深深嵌入了这个倭奴的血肉之中。东海之上，龙旗之下，唯有大明的意志在浩荡宣示：顺者昌，逆者亡，剑锋所及，皆我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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