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 12 月的福州，湿冷的空气裹着闽江的水汽，像一块浸了水的棉布贴在人脸上。中旬的一个凌晨，城东那家合资纺织厂突然爆发出冲天火光，橘红色的焰舌舔舐着灰蒙蒙的天，把附近居民窗玻璃映得通红 —— 这场后来被载入地方档案的大火，在纺织厂堆成山的棉纱堆里疯狂啃噬，最终吞下了 61 条生命，还在 15 人身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灼痕。
消息像长了翅膀，三天内就飞遍了全国。人们在街头巷尾扼腕叹息时，没人能想到，这场灾难的源头，藏在一个 19 岁姑娘的棉袄口袋里。
两天后晌午，福州老城区一间逼仄的单元房里，董杨玲正蹲在地上擦地板。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额前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手里的抹布一下下刮着水泥地上的污渍。突然， 一声巨响，防盗门被撞开，几名穿着藏青色警服的人闯了进来，皮鞋踩在刚擦净的地上，留下几道黑印。
董杨玲，跟我们走一趟。
冰冷的手铐锁住手腕时，她还攥着那块湿漉漉的抹布，眼里的惊愕像被踩碎的玻璃碴。谁也没料到，这个看起来和厂里其他女工没两样的姑娘，会在半个月后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念出 两个字时，突然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地上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怎么会是死刑呢...... 我就是想烧点东西出气啊...... 她反复念叨着，声音细得像棉纱，却没人能听清那些被泪水泡烂的词句。
这个 19 岁的纺织女工，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董杨玲是在福州南台岛的棚户区长大的。青灰色的瓦片下，逼仄的巷子像迷宫，她的童年记忆里，总飘着母亲尖利的骂声：傻丫头！便宜不占就是吃亏！ 父母在菜市场摆摊卖菜，每天回家都要数着硬币抱怨今天又被谁 了，久而久之，占便宜 成了刻在她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十岁那年，她去姑妈家拜年，趁大人不注意，把桌上的水果糖揣了半兜。母亲发现后没骂她，反而笑着摸她的头：懂事了。 从那以后，她串门时的口袋就总装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 姨妈家的发卡、舅舅的打火机、表哥的橡皮...... 亲戚们起初碍于情面不说什么，直到有一次，她翻箱倒柜找出了外婆压箱底的银镯子，攥在手里死活不肯放，亲戚们才彻底寒了心。
那家人都是傻子， 她后来跟邻居家的孩子炫耀，嘴角撇出一丝不屑，不拿白不拿。 可她不知道，大人们私下早叮嘱孩子：离董家那个丫头远点，心术不正。
初中毕业后，董杨玲没再上学。她嫌流水线累，嫌服务员丢人，在家晃荡了两年，成了街坊眼里的 问题姑娘。有次邻居晒在阳台的床单被风吹到她家院子，她捡了就往自己衣柜里塞，对方找上门理论，她叉着腰骂了一下午，最后还是父母赔了钱才了事。
1992 年秋天，父母托遍关系，塞了两条红塔山香烟，才把她送进那家香港老板投资的纺织厂。进厂那天，董杨玲穿着新买的的确良衬衫，站在挂着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牌子的厂门口，觉得自己成了 上等人。
那时的纺织厂，是无数姑娘挤破头想进的地方。车间里的织布机轰隆隆转着，雪白的棉纱从锭子上垂下来，像瀑布一样好看。厂里管饭，每月工资能攒下三十多块，逢年过节还有福利票 —— 这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初，是顶体面的营生。
可董杨玲没干多久，就露出了本性。她嫌挡车工要站着干活，故意把棉纱接错线头，让整条生产线的布都成了废品；她见不得别人饭盒里有肉，趁人不注意就把辣酱倒进别人饭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总在下班时往口袋里塞棉纱，起初是边角料，后来竟敢把整捆的晴纶纱藏在棉袄里往外带。
那纱线细软得很，能织毛衣， 她后来跟同监室的人说，厂里那么多，少点没人发现。
工友们忍无可忍，联名去找厂长。厂长是个戴眼镜的香港人，看着斯文，脾气却爆。他把董杨玲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考勤本骂：你看看！这个月你偷的纱，够织五十件毛衣了！
董杨玲梗着脖子顶嘴：我织出来的，凭什么不能拿？
你这是偷！ 厂长气得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就砸在地上，明天不用来了！
1993 年 12 月 12 日傍晚，董杨玲摔门而出时，棉袄口袋里还揣着半截没吃完的萝卜干。她听见车间里传来一阵哄笑，那些曾经被她刁难的女工，此刻正隔着窗户朝她撇嘴。
那晚她没回家，在江边的天桥上坐了半宿。江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你们笑我？我让你们笑个够！
凌晨三点半，她揣着一盒火柴，绕到纺织厂后门。门卫室的老头在打盹，她顺着围墙根溜到仓库，那里堆着刚生产出来的晴纶纱，白花花的像一座座小山。她划燃火柴时，手有点抖，可一想到白天厂长的骂声和工友的哄笑，就把火柴狠狠扔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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