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的广东，正被副热带高压死死攥在掌心。珠江三角洲的暑气像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胸口发堵，连风刮过镇口的老榕树都带着滚烫的触感。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这个靠着西江支流发展起渔业和小农业的镇子，往日里总飘着鱼腥与稻禾的混合气息，可这一天，死亡的阴影却先于台风，猝不及防地压了下来。
三药管理区的主街是条铺着碎石的土路，被来往的拖拉机碾出深浅不一的辙印。午后两点，日头最烈的时候，32岁的要卖村妇女李桂英提着半篮刚买的鸭蛋往家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尘土里瞬间洇成一小片湿痕。走到镇卫生院门口时，她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眼前的土坯墙开始扭曲、旋转，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猛地灌了一桶滚烫的泥浆。
“娘！娘你咋了？”跟在身后的七岁儿子陈小龙拽着她的衣角，稚嫩的声音里还带着吃冰棍剩下的甜腻。李桂英想回头说句“没事”，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身子一软，重重地摔在碎石路上。鸭蛋篮翻在一旁，青白色的蛋壳碎了一地，蛋黄混着尘土流成一滩触目的黄。
小龙扑上去推她的肩膀，小手沾满了母亲额角磕出的血。“娘！你醒醒！”他哭喊着，可李桂英双眼紧闭，嘴唇乌紫，连呼吸都变得微弱。更可怕的是，没过两分钟，小龙自己也觉得浑身发软，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他想爬起来去找人，刚撑起身子就眼前一黑，倒在了母亲身边。
“完了！完了！这怪病又传人了！”镇口补鞋的老王头最先尖叫起来。他的声音像丢进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街上零星的行人。有人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关门声、孩子的哭喊声混在一起；有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脸色惨白，这半个月来，村里的猪、鸡死了一大堆，荷塘里的鱼浮在水面像铺了层黑布，现在终于轮到人了。
混乱中，几个年轻后生用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七手八脚地把母子俩抬上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往镇卫生院冲，车斗里，小龙的小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可当医生扒开李桂英的眼皮，用听诊器贴在她胸口时，摇了摇头，那台老旧的听诊器里，已经听不到半点生命的搏动。小龙被紧急送进抢救室，半小时后，心电图机也拉成了一条直线。
消息传回要卖村时，李桂英的丈夫陈守业正在自家鱼塘边补网。他穿着齐膝的胶鞋，裤腿上沾着泥点，听到噩耗的瞬间，手里的网梭“啪”地掉在水里。“你说啥？”他抓住来报信的邻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当确认妻儿都没了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汉子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转身冲进柴房，拎起那把用来挖藕的锄头就往村外冲。
“跟我去拼了！是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俺婆娘娃！”他的吼声震得院墙上的泥灰往下掉。中午还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转眼就剩他孤家寡人，这股子绝望化作了滔天怒火。同村的亲戚们最先跟了上去，接着是整个要卖村的村民，半个月来积压的恐惧、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几百人的队伍像潮水般涌向三药管理区的立新有限公司，锄头、扁担、木棍，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立新公司的铁皮大门紧闭着，门后，十几个值班人员用身体死死顶着门板，汗水顺着他们的下巴往下滴。“你们干啥？杀人是犯法的！”保安队长张建军声嘶力竭地喊，手里的对讲机已经被他攥得发烫，“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犯法？你们排污害死人才犯法！”要卖村的村支书陈德明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前两个月麦苗枯死，鱼塘翻塘，你们说整改，结果偷偷生产！现在人都死了，你们还想抵赖？”
人群的咒骂声、砸门声混在一起，铁皮门被撞得“哐哐”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碎。二十多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二十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从面包车上跳下来，迅速在公司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带队的是金利镇派出所所长黄志强，他刚从另一个纠纷现场赶过来，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干净，就被眼前的阵仗惊得心头一紧。
“大家冷静！都冷静下来！”黄志强张开双臂拦在人群前，“死者的死因还没查清，不能断定就是公司的问题！咱们先等调查结果，不能冲动！”他说这话时，忍不住回头瞪了一眼从公司里探出头的管理人员，这立新公司是镇里的“重点企业”，搞金矿冶炼的，5月份试生产时就把附近的水搞得发黑，村民闹了好几次，镇里却因为要“发展经济”，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出了人命，他这个派出所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没查清？人都死了还查啥！”陈守业举着锄头往前冲，“我婆娘娃死得不明不白，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人群跟着往前涌，警戒线被拉得笔直，几名年轻警察死死拽着绳子，脸都憋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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