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5号，湘北大地还裹在早春的料峭寒意里，冷风吹过临湘市白洋田派出所的青砖院墙，卷着枯草碎屑打了个旋。所里的一辆老式北京212警车“突突”地发动起来，排气管喷出两股灰白烟雾，载着三名年轻警官驶离了派出所大门，车轮碾过门前坑洼的土路，溅起细小的泥点。
这趟出门，不是例行巡逻，而是要去查一桩透着邪性的案子。驾车的是合同制民警易胜宝，副驾驶坐着时任所长汤建民，后座靠着民警张如平。三人脸上都没什么笑意，汤建民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眉头拧成了疙瘩，就在昨天，易胜宝在宋洞村开展治安普查时，从一个农户嘴里撬出了一条惊人线索。
那农户搓着粗糙的手，语气迟疑又后怕：“小易警官，前几天不是下了场雨吗？我去廖家山采野菜，听见有人在林子里哭，后来才敢打听，说是有个外乡姑娘，被个骑摩托车的人给害了……又抢东西又欺负人，那姑娘哭着跑了，也没人敢多问。”
易胜宝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抢劫加性侵，在九十年代的乡镇可是天大的案子，稍有拖延，凶手可能就逃之夭夭。他没敢怠慢，蹲在农户家门口聊了整整一下午，一点点抠细节：姑娘的穿着、摩托车的大致模样、案发的大概位置，哪怕是农户含糊其辞的“好像是红色摩托”，都被他记在了小本子上。回到所里，他第一时间把线索汇报给了汤建民。
“走，去廖家山。”汤建民当机立断，抓起警帽扣在头上，“既然是骑摩托，肯定离不开路，案发现场大概率就在路边隐蔽处。”三人沿着廖家山的盘山土路仔细勘察，路面还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泥泞湿滑。他们弯腰扒开路边的杂草，查看每一处可疑的凹陷，直到太阳西斜，才在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段停下，路边的草丛里，散落着几张被雨水泡得发皱的纸片。
易胜宝小心翼翼地捡起纸片，用袖口擦干上面的泥渍，是几张残缺的车票和一张包裹单。车票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但包裹单上，经过反复辨认，隐隐能看出地名和人名：湖北省崇阳县北港镇山湾村黎家组，周亚旺。
“这包裹单说不定就是突破口。”汤建民捏着包裹单，指节微微泛白，“明天一早就去崇阳，查清楚这个周亚旺是谁，这包裹单跟案子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警车就驶上了前往湖北崇阳的路。九十年代的跨省公路多是砂石路，警车一路颠簸，直到上午九点，才终于抵达崇阳县北港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李所长一听案情，当即放下手里的活，带着三人翻山越岭赶往山湾村。山路崎岖，几人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在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前见到了周亚旺。
周亚旺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头发花白，脸上刻满了风霜。一见到远道而来的民警，她先是愣了愣，随即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砸在衣襟上。她攥着汤建民的胳膊，声音哽咽，浑身都在发抖：“警官，你们可来了……那千刀万剐的家伙，把我们家害苦了啊！”
汤建民扶着老人坐在门槛上，递过一杯热水，轻声安抚：“大妈，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周亚旺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害了他们家的，是一个叫李修才的年轻人。
李修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却已是劣迹斑斑的“老江湖”。他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得了个“李秀才”的绰号，不是称赞，是街坊邻居背地里的嘲讽，笑他胸无点墨还爱装模作样，可李修才自己却当成了荣耀，逢人就自我介绍：“我叫李秀才。”
这人长得人高马大，方脸盘，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按老辈人的说法是副“好相貌”。更会伪装，见了谁都堆着一脸笑，说话也客客气气，不知情的人见了，都会觉得这是个憨厚踏实的小伙子。可没人知道，这副老实皮囊下，藏着一颗阴狠歹毒的心。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偷鸡摸狗，先后三次入狱，每次出狱都打扮得人模狗样，转头就重操旧业。
1997年春节前，李修才刚从牢里出来。他知道监狱里的日子难熬，再进去就是罪加一等，可又懒于劳作，总想走捷径发大财。在家闷了三天，他琢磨出一个“妙计”，租摩托车拉客，既能掩人耳目，又能在外地流窜作案，来无影去无踪。
李修才家住岳阳县茅田乡李家村，娶了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乔山君。他跟妻子说：“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也挣不到钱，咱们去岳阳城里，我给人拉活，肯定能过上好日子。”乔山君性格懦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敢反驳，只能跟着他收拾行李，在岳阳城里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又凑钱买了一辆二手红色摩托车。
正月初八，民间说这是出门挣钱的好日子。李修才骑着摩托车出了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拉活挣钱是幌子，找机会作案才是真。这天他运气“不错”，不仅拉活挣了几十块钱，还遇上了一个单独乘车的年轻女子。行至偏僻路段，他突然停下车，掏出藏在腰间的匕首，对着女子恶狠狠地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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