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夏天，南京的暑气还没褪去，空气中弥漫着老城区特有的梧桐叶潮气和蝉鸣的聒噪。8月16号下午5点左右，夕阳把玄武区老巷子的墙皮染成了昏黄色，下班的人流渐渐稀疏，大多街坊都踩着余晖往家里赶，准备做一顿热乎的晚饭，没人能想到，一场血腥的劫难正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距离自家门口仅10米的地方。
当时，30多岁的乔某正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密码箱，慢悠悠地往家走。他身形不算高大，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脸上还带着几分疲惫——忙活了一天的邮票生意，任谁都会有些乏。可这份疲惫还没等他带进家门，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行永远定格在了那条狭窄的老巷子里。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住在附近的街坊，等有人惊呼着围过来时，乔某已经倒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是一片刺目的血泊，暗红色的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慢慢蔓延，浸湿了他的裤脚，也染红了旁边几片飘落的梧桐叶。他的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伤口还在微微渗血，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任凭周围的人怎么呼喊都没有一丝回应。
案发地点就在乔某家楼下的巷子口，距离他家的单元门也就短短10米的距离。换句话说，他再走几步就能踏进家门，就能见到等待他的妻子，可这几步路却成了他永远无法走完的归途。
后来，记者走访时找到了当时的目击群众李先生，如今已经年过花甲的他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旧难掩脸上的恐惧，说话时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仿佛那血腥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那天呐，我记得清清楚楚，下午5点来钟，我骑着那辆老永久自行车刚从厂里下班往家走。”李先生坐在自家小院的板凳上，手指着当年案发的方向，眼神有些恍惚，“那条巷子我走了十几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可那天拐进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心里头莫名的发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水，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说道：“我拐过来之后呢，就下意识地往巷子里头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这个位置，当时围着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巷子堵得严严实实。现场啊，乱得不成样子，有街坊邻居的议论声，有女人的惊呼声，还有人急得直跺脚的声音，叽叽喳喳的，乱得人心里发紧。”
“我当时就赶紧下了自行车，把车停在巷子口的老槐树下，锁都没来得及锁好就挤到人群里头去看。这一看，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地面上就躺着一个人，脑袋底下全是血，顺着水泥地往下流都积成了一滩，那人一动不动的，看着就像是没气了。旁边有人小声嘀咕说‘打死了，打死了，这是被人打死了’，我这心里头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浑身发冷，连大气都不敢喘。”
李先生说，他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之后饭也没吃，觉也没睡好，一闭上眼睛就是乔某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吓得他好几次都从床上坐了起来，浑身是汗。
咱们现在出门，人人都有手机，有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可在1997年的时候，手机那可是稀罕物，堪比现在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老板或者当官的人才有，普通老百姓别说用手机了，就连见都少见。所以看到乔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李先生第一反应就是报警，可他身上没有手机，周围的街坊也没人有手机，情急之下他只能撒腿就跑，去找最近的公用电话。
“当时啊，我也顾不上害怕了，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赶紧报警赶紧救人。”李先生回忆道，“我从巷子里头冲出去，沿着街边一路跑，跑了差不多两百多米才在一个小卖部旁边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那电话是那种老式的拨号电话，机身都有些破旧了，我抓起话筒手都在发抖，拨号的时候好几次都按错了数字，好不容易才拨通了110。”
电话接通之后，李先生几乎是吼着把现场的情况说了一遍：“警察同志，快来啊！玄武区这边的老巷子里头有人被打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流了好多血，你们赶紧过来！”说完，他又急忙报上了具体的地址，生怕警察找不到地方。
报完警之后，李先生没有停留，又急匆匆地跑回了案发现场。这时候现场的人更多了，街坊邻居们都在议论纷纷，有人在猜测死者的身份，有人在惋惜，还有人在偷偷抹眼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经常和乔某打交道的街坊一眼就认出了躺在地上的人。
“哎，这不是乔老板吗？做邮票生意的那个乔某？”有人小声喊道，这话一出，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小了下去，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那个人，眼里满是惊讶。“对，就是他，我昨天还在邮票市场见过他，他每天收摊之后都会提着一个密码箱往家走，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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