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刚被捕事件，像一根刺，扎在周瑾瑜看似平静的生活里。虽然他在清水一郎面前应对得体，没有露出丝毫破绽，但这件事本身传递出的信号是清晰的：清水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开始用更直接、更粗暴的方式，试图从周瑾瑜周围打开缺口。赵志刚只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些他接触过、帮助过、甚至只是说过几句话的人，都可能成为清水攻击的目标。
这种“围点打援”的策略，目的不仅仅是找到证据，更是为了制造压力，扰乱周瑾瑜的心境，逼迫他犯错。清水一郎就像一只盘踞在网中央的蜘蛛，不断振动着蛛丝，试探着猎物的反应。
回到防疫总部办公室，周瑾瑜关上门，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他脸上平静的表情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凝重。赵志刚是个有良知的年轻人，他的被捕和可能遭受的酷刑，让周瑾瑜内心感到沉重和一丝愧疚。虽然他知道，赵志刚走上反日道路，主要是自身思想觉醒的结果，自己那点有限的、隐蔽的影响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毕竟，自己曾是他接触过的“上级”和“专家”之一。清水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不能再这样被动下去了。”周瑾瑜低声自语。清水的步步紧逼，已经影响到了他“长远布局”和“播种”的计划。如果连正常的工作接触都可能给接触对象带来灭顶之灾，那他以后还如何开展工作？如何为未来储备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无休止的试探和压力，虽然暂时无法撼动他，但长期来看，会增加暴露的风险。他必须让清水知道，他的这些手段是无效的，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他需要一次反击，一次不暴露自身、却能清晰传递信息的反击。不是暴力对抗，而是心理上的威慑和宣告。
几天后，一个阴冷的下午。周瑾瑜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处理完公文，准备下班。他锁好抽屉和文件柜——这是他的习惯，即使里面没有什么敏感物品。然后，他穿上大衣，拿起公文包和手杖，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他“偶然”遇到了刚从外面回来的庶务课课员小原。小原是个三十多岁的日本职员，负责一些杂务和文件传递，为人有些油滑，喜欢打听小道消息，也是清水安插在防疫总部的眼线之一（这一点周瑾瑜早已察觉，但一直装作不知）。
“周科长，下班了？”小原热情地打招呼。
“是啊，小原君，辛苦了。”周瑾瑜微笑着点头，态度一如既往的温和。
“哪里哪里。对了，周科长，听说特务机关那边，最近对铁路局那个案子抓得很紧啊。”小原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那个赵志刚，好像骨头挺硬，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没吐出什么有用的。清水课长好像挺恼火。”
周瑾瑜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略带疏离的惋惜：“唉，年轻人，误入歧途，可惜了。不过，这些事，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就好，还是少议论为妙。”他这话，既符合他谨慎的官员形象，也暗中提醒（或者说警告）小原不要多嘴。
小原讪讪地笑了笑：“那是，那是。周科长说得对。”
周瑾瑜不再多言，点点头，向楼下走去。他知道，小原很快就会把这次“偶遇”和对话，添油加醋地汇报给清水。这本身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展示他“一切如常”甚至“更加谨慎”的状态。
走出防疫总部大楼，周瑾瑜没有立刻上车。他对司机说：“我去旁边文具店买点稿纸，你稍等。”
他走进大楼旁边一家日本人开的“三井文具店”。店主是个戴眼镜的老头，认识周瑾瑜这位常客。周瑾瑜挑选了一叠最普通的“满洲国”标准稿纸，又买了一瓶“派克”牌蓝黑墨水（这是当时的高级货，他用的起，也符合身份）。付钱的时候，他状似随意地问：“老板，有那种不带任何格线、完全空白的上等信笺吗？最好是厚一点的。”
“有的，有的。”店主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叠米白色的、质地厚实的无格信笺纸，“这是从日本本土来的，道林纸，最适合写正式信件或者书法。”
周瑾瑜抽出一张，对着光看了看，点点头：“不错。给我拿一叠吧。”
买好东西，周瑾瑜回到车上。司机发动汽车，驶向家的方向。周瑾瑜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手中轻轻摩挲着那叠光滑厚实的空白信笺。
回到家，顾婉茹已经准备好了简单的晚饭。吃饭时，周瑾瑜将今天清水找他询问赵志刚的事情，以及自己的分析，简单告诉了顾婉茹。
“清水这是狗急跳墙了。”顾婉茹蹙起眉头，“用这种株连的方式，太下作了。赵志刚……会不会……”
“凶多吉少。”周瑾瑜沉声道，“落到宪兵队特高课手里，又是这种‘思想犯’，很难全身而退。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清水想用他来撬动我们，那是痴心妄想。”
“你打算怎么做？”顾婉茹了解周瑾瑜，知道他不会一直被动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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