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3月24日， 农历二月初六， 宜：破屋、坏垣、求医、治病、余事勿取， 忌：开光、嫁娶。
我叫陈默，今年四十三岁，是八达岭长城管理处的一名文物保护专员。说“专员”好听，实际上就是天天盯着那些砖石看的人——看它们有没有变酥，有没有剥落，有没有被人用尖利的东西刻上永远不会消失的伤疤。
2026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初六，宜破屋、坏垣、求医、治病，余事勿取。翻开黄历的时候，我在想，写黄历的人大概从没想过，有些“破屋坏垣”不是该做的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
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上个月的病害监测报告。窗外有风，吹得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嘎嘎作响。三月的北京风还硬，刮在脸上像刀子，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手指触到眼角的皱纹——这几年老得特别快，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心里头搁着的事儿太多了。
手机响了，是巡查员小刘打来的。他的声音很急，带着风灌进话筒的呼呼声：“陈哥，你快来，北十二楼这边，有人——”
他没说完，但我听出了那个停顿里的东西。我们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话不说透，因为有些事说出来就太沉了。我挂了电话，拿起外套就往外走。
从管理处到北十二楼那段路，我走了十五年，闭着眼都能走。可那天下午，我总觉得脚下的台阶比往常陡，风比往常硬，连长城砖上那些被岁月磨出来的凹凸都像是一张张脸，在盯着我看。
北十二楼是八达岭长城开放的最远端，游客相对少些，但正因为少，才更容易出问题。我远远地就看见小刘站在垛口边上，旁边还站着两个穿冲锋衣的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姑娘。小刘的脸色很难看，白里透着青，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走近了，先看见的是那块砖。
那是一块明代长城砖，烧制于嘉靖年间，距今将近五百年。它原本应该和其他砖一样，灰扑扑的，表面有细微的风化纹路，像老人的皮肤。但现在，它的表面多了几道崭新的刻痕，白生生的，像骨头露了出来。
“张某霞二姐妹留念”，七个字，歪歪扭扭的，用的是那种廉价的美工刀——不，我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包装纸，是剪刀。一把粉色的、手柄上印着卡通兔子头的剪刀，躺在地上，刀刃上还沾着砖灰。
我的手指摸上去，指尖触到那些刻痕的棱角。新刻的痕迹是锋利的，像刚结的痂，每一道沟壑都在叫痛。我能感觉到砖在发抖——不是幻觉，我干了十五年了，我知道这些老东西是有感觉的。它们沉默了几百年，不等于它们不会疼。
“谁刻的？”我问。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
那个年轻姑娘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说不清的不耐烦：“是我妈和大姨，怎么了？不就是刻个字吗？那么多人都刻了——”
我抬起头看她。她大概二十三四岁，染着栗色的头发，穿着一件印着英文字母的卫衣，脖子上挂着一台微单相机。她的眼睛很大，但里面空空的，像北十二楼外面那片灰蒙蒙的天。
“你拍的？”我指了指她胸前的相机。
她愣了一下，然后理所当然地说：“对啊，我给她们拍了个照，留念嘛。”
留念。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太阳穴。我转头去看那两个中年女人——一个穿着红色冲锋衣，一个穿着蓝色冲锋衣，长得很像，应该是姐妹俩。她们的表情和那个年轻姑娘如出一辙，理直气壮里夹着一点被人抓包的心虚，但更多的是一种“多大点事”的轻慢。
穿红色冲锋衣的那个——后来我知道她叫张某霞——甚至笑了笑，说：“同志，我们第一次来长城，高兴嘛，刻个名字怎么了？你看这墙上到处都是名字。”
她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城墙。确实，在她手指的方向，那些砖石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字——李建国到此一游、王芳王莉姐妹、张伟爱刘婷、2015年五一留念……有些刻痕深，有些浅，有些已经被风雨磨得模糊了，但从来没有消失过。每一道刻痕都是一道伤疤，一层叠着一层，像溃烂的皮肤。
“到处都是，所以你也刻？”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愤怒——愤怒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就像你守了一辈子的东西，被人轻轻一刀就毁了，而你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蓝冲锋衣的女人把妹妹往后拉了一把，“你是工作人员了不起啊？吓唬谁呢？我们又不是第一个刻的！”
小刘在旁边攥紧了拳头，我看见他的指节都发白了。他比我年轻，比我冲动，我按住了他的胳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我说，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我念了无数遍的文件，“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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