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3月26日， 农历二月初八， 宜：祭祀、祈福、求嗣、斋醮、沐浴， 忌：嫁娶、定磉、安葬、行丧、合寿木。
我叫陈默。
这名字是我爸取的，说当警察的，话少一点好，沉默是金。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派出所当片儿警，后来他牺牲了，追授了个三等功，档案里写着“因公殉职”。我妈没掉眼泪，就坐在门槛上，从下午坐到天黑，像一尊泥塑。
那年我十二岁。
后来我也当了警察。我妈知道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了一个字：“好。”
我没告诉她，我当警察就是为了抓人。抓那些让别人的妈坐在门槛上变成泥塑的人。
我第一次听说“梅姨”这个名字，是2006年的春天。
那时候我刚从警校毕业，分配到市局刑侦支队，还是个看见尸体就胃里翻涌的毛头小子。报到第三天，支队长老郑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摊着一摞卷宗，厚得能当枕头。
“小陈，你看看这个。”
我翻开第一页，是一张失踪儿童的信息登记表。照片上的小男孩虎头虎脑的，眼睛又圆又亮，像两颗刚从藤上摘下来的葡萄。名字叫周浩，四岁，在城南菜市场门口失踪。失踪当天穿蓝色夹克，脚上是一双黄色小凉鞋，左耳后面有一颗痣。
失踪时间：2006年3月15日。
就是九天前。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老郑点了一根烟，烟雾把他的脸熏得模模糊糊的，“从2004年到现在，全市范围内，五名儿童失踪，年龄都在三到六岁之间，失踪地点都是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菜市场、公园、商场门口。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拍到有用信息，没有勒索电话。”
他顿了顿，把烟灰弹进已经满了的烟灰缸里：“就像被空气吸走了一样。”
我继续往下翻卷宗。第二个孩子，女孩，三岁半，在人民公园的滑梯旁边失踪。第三个，男孩，五岁，在百货大楼门口的摇摇车上失踪，奶奶转身买了根糖葫芦的功夫，人就没了。
每一个孩子的照片都像一颗小太阳，烫得我手指发颤。
“串并案的理由呢？”我问。
老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模糊的背影，灰扑扑的，像一团没洗干净的抹布。拍摄地点是城南菜市场的监控录像截图，时间就是周浩失踪的那天。
“这个背影出现在至少三个失踪现场附近。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态偏胖，走路时右腿有点拖，可能是有旧伤。每次出现都戴着一顶深色的毛线帽，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目击者描述：中年女性，本地口音，自称‘梅姨’。”
这是“梅姨”这个名字第一次钻进我的脑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会像一根生锈的铁钉，一寸一寸地钉进我的骨头里，钉二十年。
2006年的夏天，我正式加入了“3·15专案组”。
专案组就三个人——老郑，我，还有一个叫何伟的技术员。何伟比我大两岁，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中学物理老师，但他是局里最好的画像专家。他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了一幅“梅姨”的模拟画像：圆脸，短发，嘴角微微向下，眼神说不清是慈祥还是阴沉。
“这画像太普通了。”我看着那张脸，在超市收银台、菜市场摊位、公交车站台上，这种长相的中年女人遍地都是。
“所以才抓不到。”老郑把画像钉在办公室的墙上，和其他五个孩子的照片排在一起。
那面墙很快变成了我的噩梦。每天走进办公室，我都能感觉到那些孩子的眼睛在看着我。周浩葡萄一样的眼睛，那个三岁半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百货大楼失踪的男孩手里还攥着一根棒棒糖——
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去哪儿了？你怎么还不来找我？
2006年的秋天，我们有了第一次突破。
城南一个菜摊老板报案，说有个女人经常带不同的孩子来买菜，孩子看起来跟女人不亲，畏畏缩缩的，有个小男孩有一次趁女人不注意，拽住了菜摊老板的围裙，小声说了句“叔叔救我”。
但女人很快把孩子拽走了，临走时恶狠狠地瞪了菜摊老板一眼。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我和老郑赶到菜市场，菜摊老板回忆了半天，说：“圆脸，短发，一米六左右，走路右腿有点拖——”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她多久来一次？”
“不一定，有时候一个星期来两三次，有时候一两个月不见人。最近一次是上礼拜三，买了二斤西红柿。”
我们开始在菜市场蹲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到达位置，一直守到晚上八点收摊。我买了一顶草帽和一副墨镜，装成卖姜的小贩，老郑蹲在对面卖豆腐。九月的南方城市，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我蹲了三天，脖子后面就脱了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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