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种不对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冷。
不是普通的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冷。六月中旬的病房，中央空调设在二十六度，隔壁床老大爷光着膀子还在出汗，我裹着两层被子缩成一团，牙齿在打战。
“术后畏寒很正常，”早班护士给我量了体温，“三十七度八，有点低烧，我让医生来看看。”
周医生来了之后又给我开了血常规和生化检查，说看看有没有感染的迹象。我被抽了三管血，躺在病床上等结果的时候，那种冷的感觉慢慢消退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空荡荡的感觉。
不是身体上的空。我的肚子里少了一根待了二十年的东西，但我说的不是那种空。
我说的是记忆里的空。
我发现自己开始忘记一些事情。不是那种“钥匙放哪儿了”的忘记，而是那种“我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忘记。比如早上护士让我签字的时候，我握着笔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三秒钟，突然不确定“陈默”这两个字是不是这样写的。比如我想喝粥，却想不起来粥叫什么，嘴巴张了好几次，最后指着隔壁床老大爷的早餐说“我要那个”。
我以为是麻醉的残留效应，或者是术后正常的反应性认知障碍。但到了下午，情况变得更奇怪了。
我开始记得一些我不应该记得的事情。
比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三岁时在澡盆里洗澡，热水器的水温显示是四十二度。我记得那个数字，红色的LED灯，在潮湿的浴室里微微发着光。但我不可能记得三岁时的事情，更不可能记得一个具体的温度数字。
比如我想起小学二年级的冬天，教室里的暖气片上放着一个铝制饭盒，饭盒里装着同学们带来的牛奶。我记得班主任李老师用手背试了试牛奶的温度，说了一句“三十八度，刚好”。我记得“三十八”这个数字，记得她说这三个字时呼出的白气。
我像一台突然格式化了硬盘的电脑，旧的系统文件丢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来路不明的数据包。那些数据全都跟温度有关，跟数字有关，跟一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冷冰冰的度量有关。
傍晚的时候，我拿起手机想给前妻发个消息说手术做完了，犹豫了半天还是没发。我们离婚半年了，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是两个人把日子过成了两个并列的单人生活。她走的那天说了一句“陈默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让人靠近你”。我不知道她说的“靠近”是指什么，就像我不知道自己肚子里有一根体温计待了二十年一样。
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十八点四十二分。我看着“42”这两个数字，脑子里突然炸开了一个念头，一个毫无来由但无比笃定的念头——
四十二度。
我小时候听说过的，人的体温超过四十二度就会死。所有蛋白质都会变性，所有器官都会衰竭，人会像一个煮过头的鸡蛋一样，从里到外熟透了。
而我肚子里那根体温计，最高刻度就是四十二度。
这个念头像是某种开关，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我躺在那张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白光，脑子里那些关于温度的记忆像决堤的水一样涌出来。我记得每一年的夏天最高温度，记得每一年的冬天最低温度，记得每一杯牛奶从微波炉里拿出来时冷却的速度，记得每一次发烧时体温计的刻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这些记忆不是我的。它们太精确了，太冰冷了，太像一串串被记录在案的数据了。人的记忆不是这样的，人的记忆是有温度的、模糊的、可以被篡改的。我前妻笑起来的样子我想不起来，我父亲摔碗时说了什么话我想不起来，但我能想起来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某个下午三点十七分的实时气温。
这些记忆不是我的。
它们是那根体温计的。
这个想法荒唐到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一根体温计有什么记忆？它是一根玻璃管子，里面灌了些水银，外面印了些刻度。它没有大脑，没有神经元，没有任何可以储存信息的东西。但我脑子里那些不属于我的温度数据是哪里来的？它们在这二十年里一点一点地渗进我的意识里，就像水银一点一点地渗进我的腹腔里一样，缓慢的、不可逆的、无孔不入的。
我拼命地回想手术前的事情，想用那些真实的、属于我自己的记忆来压住这些来路不明的数据。我想起手术前签同意书的时候，周医生说了什么麻醉风险什么术中并发症，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因为那个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被我压了二十年的细节——
我十二岁咬碎那根体温计的时候，玻璃碴划伤了口腔，但水银并没有全咽下去。有一部分溅在了我的舌头上。我尝到了那种味道。不是金属味，不是苦味，是一种凉的、滑的、像是要把舌头上的温度全部吸走的味道。我下意识地想把那些水银吐出来，但我的舌头碰到了一种奇异的阻力，像是那些细小的银色珠子和我的舌头之间产生了某种磁力，既吸着我不放，又拒绝被我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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