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5月5日， 农历三月十九， 宜：嫁娶、祭祀、祈福、求嗣、开光， 忌：纳畜、入宅、移徙、安葬、探病。
那天晚上的烟花很漂亮，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烟花。
不是那种俗气的、一窝蜂蹿上天的彩珠筒，也不是那种闷声闷气响的震天雷。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光，金红色的，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柔，像是什么东西碎裂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它们在半空中绽开的时候，我能看到围观人群眼睛里映出的光点，亮晶晶的，像眼泪一样。
二十一响。
我数得很清楚。因为每响一次，我的心就跟着炸裂一次，像有人拿锤子在我胸口一锤一锤地砸。最后一响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连风都停了，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血在耳朵里扑通扑通地响。然后尖叫声才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波接一波，盖过了我脑子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
“老板！陈老板！”
有人拽我的袖子，有人在我面前挥舞手臂，但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得迈不动。我只能坐在那里，坐在满是碎屑的地面上，看着远处那片橘红色的火光映亮了半边天，映得那些跑去救援的人影都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像皮影戏一样无声地晃动。
二十一死六十一伤。
李主任把这个数字念给我听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
“是意外的烟花爆竹事故，”他说，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文件夹，“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他看了一眼瘫在椅子上的我，又补了一句：“配合调查就好。”
我点了点头。但我知道这不是意外。这从来都不是意外。
我叫陈默，是这家浏阳市富华烟花厂的老板。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个厂的时候，它还是个小作坊，十几个人，几条手工生产线，每年产出的烟花量还不够人家大厂一个月的。我不服气，我扩建厂房、引进设备、拓展渠道，用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把它做成了浏阳数得上号的烟花企业。我们的产品卖到了十几个国家，每年过年的时候，电视上跨年晚会的烟花有一半用的是我们的。
外人看我是白手起家的传奇，但只有我知道，这十二年里我踩碎了多少东西、踏过了多少人的尸骨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
老宅动工那天是个大晴天。
浏阳老城区改造，政府划了一片新开发区出来，地价从每平两千直接飙升到了每平两万。而我那个破破烂烂的老宅，正好就压在这块金疙瘩正中间。那是一栋清末民初的老房子，青砖黛瓦，院里有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据说是我曾祖父那辈传下来的。按照政策，这种不属于受保护历史建筑的老房子，拆迁补偿款撑死了给八十万。
八十万，和那片土地上可能产生的上亿利润比起来，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我当然不甘心。我找了城建局的刘处长，吃过七顿饭，喝过四箱茅台，最后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谈妥了最后的条件。刘处长把那份拆迁补偿协议推过来的时候，手指在补偿金额那一栏点了点，上面写着一个让我心跳加速的数字：“八百二十万。”
“定向招投标的事，”刘处长端起保温杯，慢悠悠地吹了吹茶叶沫子，“你厂里那批新产品，我们有采购意向。”
“明白明白。”我点头如捣蒜，脸上堆着笑，手已经不受控制地伸向了签字笔。
但老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二叔公是家族里辈分最高的人，今年九十三了，耳不聋眼不花，每天还要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拳。他一个人住在老宅东厢房里，墙上挂满了祖宗牌位，每天早晚都要上香磕头。我第一次跟他提拆迁的事，他正在给祖宗牌位擦灰，听我说完，手里的抹布都没停，只说了一句：“这是祖宅，不能拆。”
第二次去，我带了两瓶五粮液，陪他喝了三杯。我说二叔公，这房子太老了，墙体都开裂了，住着不安全。他说住了九十三年了，要塌早塌了。我说二叔公，这个拆迁我们不吃亏，给的钱够你在城里买两套房。他放下酒杯看着我，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突然闪过一丝清明，说：“陈默，你要记住一句话——房子可以拆，坟不能动。”
“什么坟？”我愣了一下。
二叔公没再说话，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院子中间那棵老槐树下，用手里的拐杖点了点地面。我这才注意到，老槐树的根部和周围的水泥地面不一样，有一块大约两米见方的地面是后来重新铺过的，水泥的色泽和花纹和周围有明显色差。
“你曾祖母就埋在这里，”二叔公的声音很轻，“当年你太爷爷把她葬在这棵槐树底下，说是槐者，木鬼也，能安魂魄。后来土改，家里田产都充了公，就剩了这块地方一直没变。你曾祖母的坟，就在这里。”
他说这话的时候，晚风吹过，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我突然觉得院子里的温度比别处低了好几度，地面上那块色差明显的方形区域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缓缓睁开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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