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两秒钟。大梁的声音听起来很困惑：“什么盲人女孩？什么电动车？默哥你是不是没睡好？要不要我把采访推到明天？”
“没有。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采访照常，我下午过去。”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床上，整个人重重地坐回床沿。大梁不记得。没有任何人记得。那条视频从来没有存在过，我的那篇微博从来没有发出去过，上千万人的愤怒和转发和谩骂和人肉，全部都是我的幻觉。不，不是幻觉，是被擦除的。有人在我睡着的时候，把那条视频从互联网上擦掉了，把我的记忆从所有人的脑子里擦掉了。他们用了什么方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我脖子上的那个红点一样小，一样不起眼，一样隐藏在我找不到的地方。
我站起来去洗漱的时候，在浴室镜子里又看到了那个红点。我把衣领往下拉了拉，想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那个红点的位置，恰好是我在出租车里失去意识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所聚焦的位置。我记得在出租车里，当一切开始溶解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刺入了我的脖子，很轻微，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但那时候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觉了。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幻觉。有人在出租车里，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在我被备忘录里的那些文字搅得心神不宁的时候，给我注射了什么东西。也许是某种药物，某种可以擦除记忆的、可以让人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药物。也许那个红点就是证据。
但也许它只是一个蚊子包。
我分不清了。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值得相信的证据，什么是我的大脑为了对抗虚无而自行捏造的东西。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当你开始质疑自己的感知，你就会永远困在这个质疑里，因为你没有任何办法证明你的感知是真实的。你不能跳出自己的身体去看你自己的大脑，你不能用一个外部的标准来衡量你自己的记忆。你只能相信你自己，而你此刻最不信任的，恰好就是你自己。
洗漱完毕，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把那件灰色连帽卫衣扔进了洗衣篮里。出发去采访之前，我做了一件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我拿了一个创可贴，贴在了脖子上那个红点的位置。不是为了遮瑕，是为了让自己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创可贴的胶布贴在皮肤上，有一种微微的、持续不断的拉扯感，像一个不会消失的提醒：你记得的那些事情是真的，你没有疯。
下午一点的上海，阳光很好。我坐在经纪公司的保姆车里，看着窗外的街景慢慢地往后移。这座城市看起来和昨天一模一样，和前天一模一样，和任何一天都一样。淮海路上人来人往，南京西路的奢侈品店门口排着队，静安寺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所有人都很正常，都很忙，都在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一条两分钟的短视频，它在一夜之间点燃了上千万人的怒火，然后又在几个小时内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蒸发了。
我在想，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过，那么那条视频的制造者们为什么要擦掉它？他们不是应该巴不得它永远留在互联网上吗？一条两分钟的、引爆了全网情绪的视频，它的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个银色挂件的品牌曝光，那个MCN机构的流量收益，那些隐藏在幕后的操盘手们能够从这个项目里榨取的利益，足够让他们在上海买下一整栋楼。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
除非——他们得到的比这一切更多。
车门被拉开了。大梁探进头来，笑得像个弥勒佛：“默哥，到了。今天状态不错，气色挺好的。”
我下了车，跟他走进一栋写字楼。电梯里全是人，我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缩在角落里，没有人认出我。电梯在十二楼停下，我们走进一间不大不小的演播室，灯光已经架好了，摄像机位摆了两个，一个对着采访区的沙发，一个对着背景板上的新专辑海报。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孩迎上来，自我介绍说是《娱乐星干线》的主编，姓周，说话的声音又甜又脆，像刚切开的西瓜。
“陈默老师，今天辛苦您了。问题清单您这边看过了对吧？都是新专辑相关的内容，不涉及任何敏感话题。咱们一会儿先录一个快问快答热热身，然后坐下来慢慢聊，大概四十分钟左右，您看可以吗？”
我点点头，坐在了沙发上。灯光打在我脸上的时候，我本能地眯了一下眼睛。那个创可贴贴在脖子上，在灯光下格外显眼，周主编看了它一眼，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去安排了。
采访开始了。
快问快答的部分很顺利，主持人是个二十出头的男孩，穿着亮色的西装外套，说话的速度快得像在说唱。新专辑的名字，新专辑的风格，和哪个制作人合作，有没有尝试新的唱法，什么时候开演唱会，下一个城市定在哪里。我回答得很流利，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每一个字都像背课文一样刻在了我的肌肉记忆里，不需要经过大脑就能自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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