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着一条几乎看不出痕迹的山路往上走，走了大约四十分钟，来到山腰上一块平地。平地上长满了杂草，但隐约能看到排列整齐的石块，像是房屋的地基。老赵说这里以前有七户人家，三十七口人。民国二十五年农历四月二十那天，这七户人一夜之间全没了。
“怎么没的？瘟疫？山洪？”我问。
老赵蹲下来，用手拨开一片草丛，下面露出一块石板的边缘。他指着石板说：“这里面埋的是他们全部的东西。房子烧了，人埋了，什么东西都烧了，只留下这个。”
我蹲下去看，石板上刻着字，但风化得很厉害，只能勉强辨认出几个字。我拿出手机拍了照，调高对比度之后，依稀能看到一行字：“永绝此忌”。
老赵说：“阿婆的娘就死在这里。阿婆是那天晚上唯一活下来的人，那年她十四岁。她跟我说过那天晚上的事，只说了一次，说完之后躺了三天，发着高烧说胡话。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提起过，但她开始唱那个‘禁忌经’。她说这些歌不是给人听的，是给那个东西听的。唱一遍，它就安静一年。不唱，它就会想起来。”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终于感到了一丝不安。这种不安不是来自于老赵讲的故事本身——我是一个民俗学家，类似的传说故事我听过成百上千个，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闹鬼”的地方，几桩“灭门”的惨案，故事的骨架大同小异，换的无非是人名地名和时间。我的不安来自于一个很微小的细节，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像一根刺一样扎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的那些禁忌，我后来拿录音笔的录音核对过——录音只剩下前面大约三分之一，后面的部分全是空白的噪音，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笔记上记录的东西。在阿婆唱到“申时莫梳头”那一句的时候，我在旁边标注了一个小小的问号，然后写了一个词：“不合理”。
我记得我当时为什么写这个词。因为“申时莫梳头”这个禁忌不合常理。申时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天还没黑，古人通常不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设置禁忌。更早的文献记载中，关于梳头的禁忌通常是“夜不梳头”或者“丧不梳头”，从来没有“申时”这个说法。一个口传几百年的禁忌歌谣，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时间上的错位，除非这个时间节点对本地人有特殊的意义。
我翻了翻笔记本，在后面大约第十页的地方，我又看到了一个“不合理”。阿婆唱到“午时莫出行”的时候，我记下了“午时”并打了问号。午时是阳气最盛的正午十一到一点，按理说应该是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为什么要设一个出行禁忌？
老赵看我蹲在那里不说话，以为我被吓着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老师，你是个文化人，这些东西你就当个故事听听，别往心里去。阿婆老糊涂了，说的话当不得真。”
我说没事，我只是在想学术上的问题。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和老赵一起下了山。当天下午我就开车离开了苍石村，走的时候老赵送到村口，说等我的书写出来寄一本给他。我说好。
但我知道我还会回去的。不是因为阿婆那句骇人的话，也不是因为老赵讲的那个灭门的故事，而是因为我笔记本上那两个问号。它们像一个悖论，一个我无法用现有理论框架解释的谜。如果这些禁忌真的是古代先民总结的经验法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时间节点？为什么有些禁忌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解释空间？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省城，在途中的县城找了一家酒店住下。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笔记本里记录的四十八句禁忌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把每一条的时间节点、禁忌行为、可能对应的现实逻辑都标注出来。这项工作我做过无数次，轻车熟路，但这一次，当我做完这张表，我却发现自己对着它发呆了整整一个小时。
因为四十八条禁忌里，有四十二条的时间节点是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顺序排列的。也就是说，这四十八条禁忌不是随机分布在各个时辰，而是每一条都对应了一个特定的时辰，而且这些时辰是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循环出现的。这是民间歌谣里极为罕见的严整结构，不像自然形成的民间文学，倒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编码。
更让我不安的是，那些被我标注为“不合理”的禁忌——申时梳头、午时出行、巳时沐浴、寅时哭泣——这些“不合理”的时间点，如果把它们的时辰顺序重新排列，恰好组成了一个倒序的循环：从申时开始，到巳时，到寅时……我翻来覆去地看，总觉得这里面隐藏着某种规律，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
凌晨两点多，我终于撑不住关了灯。黑暗中我听到酒店走廊里有人走动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一下，两下，三下，然后停在我的门口。我等着敲门声，但没有。我以为是隔壁住客，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余光瞥到门缝下面透进来的走廊灯光——那光线在门缝处投下一道明黄色的细线，但在这道细线里，有什么东西在微微晃动，像是有人正站在门外，身体的影子挡住了部分光线，造成了一种有节奏的明暗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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