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稠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怔怔地看着谭全播离去的方向。
二十余年的基业。
说到头来，竟要靠几个女儿家的婚书，去换一条活路。
“罢了。”
卢光稠喃喃道。
“活着，比什么都要紧。”
他转过身，慢慢走到书案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册泛黄的族谱，摊在案上。
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一行行滑过去，在几个女子的名讳上停了下来。
最小的那个，今年才十四。
卢光稠的手停了一瞬。
他认得这个名字。
卢蘅。庶弟的幺女。
去年冬至家宴上见过一面——小丫头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鹅黄袄子，缩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只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吃桌上的栗子糕。
旁边那些嫡出的堂姐妹们说说笑笑、争相向卢光稠敬酒，她一个都不凑。
卢光稠当时随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家的丫头？”
庶弟赔着笑脸答：“回兄长，是小弟的幺女蘅娘。性子木讷，不会说话，让兄长见笑了。”
卢光稠“嗯”了一声，便没有再多看。
现在他想起来了。
那个低着头吃栗子糕的小丫头，今年才十四。
十四岁。
他的长孙女今年也十四。
长孙女是嫡出，养在深闺里，琴棋书画样样都学，穿的是苏杭绫罗，吃的是酥酪樱桃。
而卢蘅——一个庶出的远房侄女，穿一身半新不旧的鹅黄袄子，在家宴上连个正经座位都没有。
把她写进这份名单里，送到刘靖的案头上，去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武将——
说好听的叫联姻，说难听的叫什么？
卢光稠闭了闭眼。
然后，咬着牙，落笔。
七个名字，连同年岁、品貌，一一写在了素笺上。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将素笺仔仔细细地折好，塞进竹筒里，命人快马去追谭全播。
……
三日后。
虔州至豫章的官道上，一支不起眼的车队正顶着料峭春风，缓缓北行。
车队不大，前后不过七八辆骡车，外加二十余名扮作商贩的随从。
车上装的也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只有些本地土产的蜜柚、干笋和几坛陈年糯米酒——虔州能拿得出手的‘土产’，也就这些了。
谭全播坐在第三辆骡车里，半闭着眼，手里捏着卢光稠连夜送来的那只竹筒。
竹筒里装着七个女子的名单。
他已经看过三遍了。
年纪最大的十九，最小的才十四。
有嫡出的侄女，也有庶出的远房姊妹。品貌各异，性情不一。
谭全播将竹筒重新塞回袖中，掀开车帘一角。
骡车正颠簸着驶过一座石桥。
桥不大，跨度不过三丈，桥面的石板被车辙碾出了两道深深的凹槽。
桥头立着一块石碑，被烟熏得发黑，只依稀认得出几个字——“永丰桥”。
碑身从中间裂成了两截，上半截歪倒在桥栏旁，被野蒿缠得严严实实。
谭全播认得这座桥。
五年前岭南军打过来那回，三万蛮兵就是从这座桥上推过去的攻城车。
那一仗，桥南边的三个村子烧了个精光。
村里的壮丁被掳去当苦力，老弱妇孺被赶进冬天的赣江里“洗兵甲”——那是岭南蛮兵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把人活活冻死淹死，图个乐子。
那一仗之后，永丰桥南再没有升起过炊烟。
谭全播放下车帘，闭了闭眼。
又过了半个时辰，骡车驶上了一段相对平坦的官道。
谭全播重新掀开车帘。
官道两旁是大片的田地，灰褐色的泥土裸露在初春的冷风里。
本该在去年冬天种下的冬麦，只稀稀拉拉地冒出了几撮枯黄的苗头，大半田地都抛了荒。
去年该种冬麦的时节，该种地的人还在逃难。
远处有一座坞堡，围墙上的箭垛豁了好几个口子，用木板和稻草胡乱堵着。
坞堡的大门紧闭，但门板上用黑色的木炭画了一个粗糙的箭头。
箭头指向北方。
谭全播盯着那个箭头看了好一会儿。
他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流民留下的记号。
这两年，赣南的流民越来越多。
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沿着官道和山间小路往北走。
有的是被刘隐的兵祸撵出来的，有的是被马殷的武安军吓跑的，有的纯粹就是种不起地了。
卢家的赋税虽然不算最重，但架不住层层加码、胥吏盘剥，一年忙到头还不够交租。
往北走。
往刘靖那边走。
那边有饭吃。
这句话，谭全播在赣县的墟市上听过，在虔州的驿站里听过，在卢光稠的刺史府门口也听过。
连看门的老军都在私下里念叨：“听说歙州那边种地不交租，还给发种子……”
谭全播不是没想过去查证这些传言的真假。
但他用不着查证。
因为流民的脚比任何探子都诚实。
人会说谎，报纸会吹牛，使者会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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