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金堂
1941—1945年，我在国立三中女子部任油印、统计等教务工作。女子部的纪律是最严格的。学生是那样纯朴，那样自觉遵守纪律，那样刻苦学习，真使我终身难忘。
女子部的学生都住校。学校要求学生准确地按规定的作息时间作息。上课迟到5次记小过1次，3个小过记一次大过，3个大过就开除。每天集合3次——升旗、降旗、晚点名。每次都由部主任或教导、训育主任训话。对于学生的学习、品行、劳动、生活各方面提出要求和讲评。晚点名后，前后门都关了，夜不归宿者开除学籍。高二班有3位同学就因星期天晚点名以后才回校，进不了门，第二天被宣布开除。就寝后，训育主任还要提着小油灯去查铺，看学生是否都安静地睡在自己床位上。同学们每天六点起床，半个小时就要求整理好内务，及时洒扫、盥洗。接着就是早读，校园里、操场上、僻静的小道上到处一片读书声。在课堂上，除了老师的讲课声，没有其它声音。
学生不准谈恋爱，以免影响学习，更严禁师生恋。高二班一位同学就因与老师谈恋爱而被开除，老师也被解聘。男女学生除了上理化课作实验一同在高中部理化教室上课外，平时很少接触。
部主任曹魁武、教导、训育主任严恩湘、杨静宜以及许多课任老师，都以身作则，堪称师表，对学生既严肃，又爱护。因此，学生对老师既敬重又爱戴。绝大多数同学都能自觉遵守校规，在街上遇到老师，离三步远就立正，目送老师走过，自己才走。
三中绝大多数同学是战地流亡学生。她（他）们的伙食费、学杂费全部是公费，非战地学生也只交学杂费和伙食费。课本是由学校借给，学期终了就交还学校，下学期再借给第二册，如此代代相传，直到战地师生复员。这些课本，历时八年，经过16班学生阅读，虽已破旧，但仍是完整清楚的。
女子部的校舍是以前的文坛，楼上是寝室，楼下是教室。古老的破庙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排排上下两层的木床排列得整整齐齐，床上的被褥有的虽有补丁，但洗得雪白，每天都叠得方方正正，并用内务板夹出棱角，大小大致一样，看上去很整洁。
饭厅设在教师宿舍的楼下，虽然伙食清淡，但规矩还是很大的。开饭时由值日老师带队进入饭厅，各就各位，值日老师喊：“坐下，开动！”才开始吃饭。各班都划有菜地，每天下午都有劳动课，种出的菜交伙房改善生活。
文坛虽小，但教室旁边有块小园地，园地里有柑子、柚子、花红等果树，果实累累，没有任何人去偷摘。每年中秋由总务处统一采摘熟透了的果实，平均分给老师和同学们。丰收之年，还送给高中部、初中部。
战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破旧的木板房，拥挤地排列着木架床，是最适合臭虫繁殖的场所。晚上，只一翻身，身下就有无数的臭虫。学校为了消灭臭虫，各部都砌了大灶，把木架床放到大锅里去烫，但只不过清静几天，繁殖迅速的臭虫仍然凶恶地吸吮着同学们的鲜血。于是，女子部发动捉臭虫的“运动”，个个动手，用针挑捉栖身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有的同学竟捉到天亮，第二天仍照常上课。
虽然事已相隔40多年了，可是，那古老而整洁的校舍，花果满枝的校园，一张张朴实、勤奋、彬彬有礼的面孔，还时时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余金堂，男，73岁，贵州铜仁人。1941—1945年在国立三中女子部任油印、统计等教务工作。现为铜仁卫生学校退休职工。
住址：铜仁卫校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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