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新
我是1939年元月逆麻阳江而到达贵州铜仁的。我进国立三中是因邹子铭的介绍，校方百般阻拦，经过等待与考试才收容、安置我在师范部第四班读书。1941年7月我在铜仁师范学校毕业，翻过梵净山，顺乌江而下到四川重庆。在铜仁整整两年半。我在学校里，除正常上课学习外，还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方面的书刊，课外参加进步的活动。这些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一些情况，历历在目。
一、1939年春，学期开课不久，我班召开全班学生会，除原有班会组织外，决定增加“时事研究会”。因我刚进去，没有担任班会工作，就推我负责。我去校本部图书馆，巧遇管理员马重兰先生（余正清的夫人），她借给我一批进步的时事书刊。我拿回班上互相传阅，一二个礼拜讨论1次，全班同学自由参加，有时老师也来参加讨论，每次总有二三十人。一个学期结束，自然就停止了。（1940年学校取消了时事研究课）
这个学期，有一次我去访高中部柳军岳同学，在校外他们的住处碰到邹子铭等同学，正要开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章节，因我事先没有阅读有关书刊，而留我旁听，他们准备充分，发言很热烈。
二、1939年暑假，邹子铭等一批进步同学离校后，高中部同学翟可超约我去生物老师余正清家，从此就在余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由程可超、裘莲锦、陈德昭和我四人的读书会核心小组。主要由余先生讲国内外形势，重点是国共关系；谈论读书会如何活动；团结进步同学与顽固分子斗争。学校里发生了大事，如高中部罢课、绝食斗争，就经常碰头讨论。这个小组，一直坚持到1940年春余先生一家离开铜仁。
余先生担任我们的生物课。1939年暑假，他在靠近师范部附近东山脚下租了民房，二间卧室与饭厅、厨房互相连通，每间房都有两个门，其中有一间卧室有三个门，必要时可不走出大门，直接上东山树林。马重兰先生的母亲，经常带了外孙女坐在门外，发现有什么情况，就回家来说，因此，我们开会时，从未碰到什么意外。
余先生离开铜仁的前几天，他留下了通讯暗语与地址，告诉我隔一定时间去铜仁某居民家看信。另外留给我40个银元，以备紧急时离开铜仁之用。不久，简师第二届毕业的董春泉校友（系陈德昭的好友）急于离开，将钱要走。
三、1939年下半年，来了顾诗灵先生，担任我班的语文与历史课，并为师范部讲时事研究课。他第一次是在食堂里讲时事大课，对“五四”运动发挥了一下，就被黄新运主任注意。事后我找顾先生介绍了学校情况。顾先生不取材《中央日报》、《扫荡报》，而以延安《解放日报》与《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作为讲课的内容，以新华社的观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语文课讲进步的文艺理论，如“论典型”；以艾青的长诗《队长骑马来了》作补充教材。曾教过一篇论性的善恶的文章，讲“性”的善恶由阶级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班上有的同学坚决反对。历史课以辩证唯物论为依据。
顾先生来后，在他家里曾请乔光鉴先生教我们几个学“世界语”，但不久乔先生不见了。后来，据说他到贵阳被害了。我与顾先生个别谈得较多。不久他告评我，贵阳来信，已知我们四人小组的情况。因此，我与程可超商定，一天晚上领顾先生去余先生家，他俩单独谈话。
事后不久，顾先生向我提出，如果你们读书会的人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怎么办？我与程可超商议，假如能通过顾先生成立支部，那就好了。约定顾先生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三个人在南门外有农作物的旱地里会谈，意见是他发展我俩入党，组成支部。顾先生将我们的意见与要求向贵阳组织汇报，但此事，一直无下落。据说，他到铜仁后，与贵阳党组织一直联系不上来。
我班同学陆玉书性情豪放，好写文章；孙孝文学木刻，我们几个人就组织刊出黑板报，顾先生题《南风》二字，作为刊名。
顾先生的讲课已引起班上一些顽固的同学不满。秋末冬初全班同学在铜江边露营，借顾先生少捐野餐费，他们就反对顾先生参加会餐。我仍以班上的名义邀请他参加我们一组的会餐。
四、1940年春，国民党何应钦嫡系28师以剿匪名义已驻扎在铜仁县城外围，准备逮捕所谓共党分子。学校内国民党党员活动频繁，气氛很紧张。余正清、马重兰及刘尤苇等老师不得不先后离开学校。后来，大批进步同学也陆续分头离校，学校发出通知，开除大概30来人的学籍。
这年夏天，国立三中改组，校长由周邦道换成了李超英，师范部改归贵州省立学校，章廷俊顶替黄新运担任校长。在暑假结束时，顾诗灵老师突然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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