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林渊抵达苏黎世。与新德里的活力不同，这里的氛围显得压抑。他走进一家百年老店，店主是位六十多岁的钟表匠，正在独自擦拭着精密的钟表零件。“以前店里有五个学徒，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店主放下工具，指着窗外的抗议横幅，“基本收入让年轻人觉得，不用学这些复杂的手艺也能活下去。他们宁愿在家待着，也不愿意来当学徒。再过十年，这些传统手艺可能就失传了。”
在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研讨会上，林渊听到了更尖锐的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正在演讲：“林渊先生的基本收入政策，本质上是用技术红利弥补分配差距，但这种弥补是被动的。它解决了‘生存权’，却没有解决‘发展权’的公平。当一部分人依靠技术垄断获得超额收益，另一部分人只能领取基本收入时，表面的平等下，是更深层次的阶层固化。这种文明范式，注定无法长久。”
调研归来，林渊闭门思考了三天。他将调研中遇到的案例、学者的批评以及系统的数据反馈整理成一份报告，发现新文明范式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保障普惠的同时，激发个体的价值创造动力；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统一的文明认同；如何平衡技术进步与传统传承的关系。这些问题，系统无法给出答案，现有的社会治理理论也找不到现成的解决方案。
第四天清晨，林渊决定前往阿尔法文明的临时观测站，寻求科恩博士的帮助。通过量子跃迁通道，他在月球背面的观测站见到了科恩。这位阿尔法文明的学者正在观测织女星系的动态，屏幕上，织女星人的探测器已越过柯伊伯带，正以10%的光速向太阳系靠近。“还有四年零三个月，他们就会抵达太阳系边缘。”科恩转过身，递给林渊一杯蓝色的能量饮料，“我听说了你们的困境，新文明范式的构建遇到了瓶颈？”
林渊点头，将调研报告递给科恩：“我们想构建‘普惠+共生’的文明模式，却陷入了‘公平与效率’的悖论。保障了公平，就会削弱效率；强调了效率，又会破坏公平。阿尔法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科恩翻阅着报告，沉默了许久才开口：“阿尔法文明在一千年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困境。当时我们实现了能源自由，推行了‘全民能量配额’制度，结果导致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科技发展停滞了整整两百年。直到我们意识到，文明的核心不是‘制度的完美’，而是‘人的成长’。”他调出阿尔法文明的历史资料，“我们废除了绝对平均的配额制度，建立了‘价值贡献积分体系’。个体的贡献不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文化传承、公益服务等，积分可以兑换资源和荣誉，但基本生活保障不受影响。同时，我们成立了‘文明传承学院’，用最新的虚拟现实技术让传统技艺变得有趣易懂，吸引年轻人参与。”
“但这样会不会回到‘强者恒强’的老路？”林渊提出疑问。科恩摇了摇头：“关键在于‘机会平等’。我们建立了‘全民潜能检测与培养系统’，每个孩子出生后都会进行潜能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定制化的教育资源。比如一个有艺术天赋的孩子，即使出身贫困，也能获得最好的艺术教育；一个有科研天赋的孩子，能直接接入全球最先进的科研数据库。制度的作用是打破阶层壁垒，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而不是强行拉平所有差异。”
科恩的话让林渊豁然开朗，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阿尔法文明是单一文明，而地球文明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这种‘价值贡献积分体系’能适应这种多样性吗？”科恩笑了：“这正是地球文明的优势。多样性不是障碍，而是创新的源泉。你们不需要建立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而是要建立‘多元价值认可机制’。比如，在印度，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可以获得高额积分；在瑞士，精密制造技术的创新可以获得认可；在非洲，生态农业的发展可以得到奖励。用统一的框架，包容多元的价值，这才是‘协作共生’的真正含义。”
返回地球后，林渊立即召集新文明范式研究院的核心团队，公布了自己的调研结果和科恩的建议。苏晴首先表示赞同：“我最近也在研究不同试点地区的文化差异，发现越是尊重本地文化传统的地区，政策推行的阻力就越小。比如在日本京都，我们将基本收入与传统茶道、花道的传承挂钩，参与传承活动的人能获得额外积分，效果非常好。年轻人不仅愿意学习传统技艺，还会用量子技术对其进行创新，比如开发‘元宇宙茶道体验’，吸引了全球的爱好者。”
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建立‘多元价值认可机制’需要庞大的评估体系，如何确保评估的公平性？比如，如何衡量一位诗人和一位工程师的贡献大小？”林渊早有准备：“我们可以利用‘羲和二号’量子计算机，开发‘动态价值评估系统’。系统不设定固定的评估标准，而是通过全球数十亿人的实时反馈和长期数据跟踪，形成动态的价值权重。比如，一位诗人的作品如果能引发全球民众的情感共鸣，推动文明认同的提升，系统会自动提升其贡献权重；一位工程师的技术突破如果能加速防御体系建设，也会获得相应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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