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兵临城下、士气如虹的东北军主力。
汉城日军的数量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其质量的劣势和低迷的士气所抵消。
不过，此时的东北军，虽然在朝鲜战场上连战连捷，兵锋锐不可当。
但经过长达数周的高强度连续作战、长途奔袭和攻城拔寨，部队的整体状态已显露出明显的疲态。
官兵需要休整，装备需要维护，战损需要补充。
更重要的是，随着战线从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向南迅猛推进超过400公里，后勤补给线被急剧拉长，物资前送的压力日益增大。
虽然建立了南浦、海州等前进补给点，但要维持一支庞大野战军持续攻坚作战的需求，后勤体系依然承受着巨大考验。
因此，尽管兵临汉城，但此时真正抵达汉城前线、能够立即投入对汉城防线的决定性进攻的兵力。
实际上仅有第7、第8、第9这三个主力师，总计约三万余人。
面对据守坚固阵地、兵力达十二万之众的汉城日军（即便其质量堪忧）。
这三万精锐虽自信能战而胜之，但若要强攻以最小代价迅速拿下，兵力上仍显不足，尤其是考虑到攻坚可能带来的巨大消耗。
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汉城一线的敌我双方，不约而同地暂时进入了一个短暂而微妙的战略对峙期。
双方都在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时间，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准备。
对东北军而言，这段对峙期绝非消极等待。
他们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多方面的最后冲刺：
一是兵力与物资的集结。
后方休整的部队（如部分城防师、完成北部扫荡任务的部队）正加速向前线开进。
更多的火炮、弹药、油料、工程器材通过海陆两路源源不断地运抵前线集结点。
意图在总攻发起前，形成兵力和火力的绝对优势。
二是稳固后方，清除隐患，这是对峙期至关重要的一环。
东北军深知，一个动荡不安的后方，是前线作战的最大威胁。
因此，他们集中力量，一方面要彻底覆灭咸兴、元山等北部重镇仍在顽抗的日本守军。
拔除侧后方的钉子，完成对朝鲜北部的完全控制。
……
另一方面，则要在已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展开系统性的“清剿”行动。
目标不仅是零星的日军散兵游勇，更包括那些死心塌地的亲日余孽和朝鲜朝奸！
是的，亲日余孽！
这个问题在朝鲜占领区日益凸显。
在日本长达十数年的殖民统治下，一部分朝鲜人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了与殖民者合作。
成为“朝奸”的他们，协助日本人压迫、剥削自己的同胞。
他们深知，一旦日本战败，自己过往的罪行必将遭到清算。
因此，在日军败退、东北军挺进的过程中，这些恐惧清算的朝奸分子。
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地协助残留日军或自行组织起来，反抗东北军！
他们有的与日军残部勾结，搞什么“地方联合抵抗”。
有的甚至模仿反抗日本殖民的义军，钻山入林，打起了游击战和袭扰战。
不断地破坏交通，袭击零散部队和后勤单位，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成为后方极不稳定的因素。
然而，这些亲日余孽本质上多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之徒。
他们的“勇气”和“决心”高度依赖于日本主子的存在和声势。
一旦他们所依附的日军小股部队被歼灭，或者失去日本人的直接指挥和支持。
这些乌合之众往往立刻丧失抵抗意志，要么作鸟兽散，逃回老家或躲入深山。
要么干脆直接向东北军或新成立的军政府治安力量投降，以求宽大处理（尽管往往难以如愿）。
有亲日派，自然就有深受其害、对其恨之入骨的反日派。
许多朝鲜百姓对日本殖民者，和为虎作伥的朝奸怀有深仇大恨。
东北军的到来，被视为解救的希望。
他们积极主动地为东北军提供情报，指出日军残部、朝奸头目的藏身之处。
揭发潜伏的破坏分子，甚至直接组织起来，协助东北军进行清剿巡逻和治安维持，成为了东北军巩固后方的重要民间助力。
在这股蓬勃的反日力量中，逐渐涌现出了两位能力与人望都比较突出的人物，引起了东北军军政府方面的注意：
一人名叫朴国昌。
此人原是一支自发抗日的朝鲜义军首领。
在东北军进入其活动区域后，他审时度势，主动率领部下向东北军投诚，接受整编和指挥。
同时利用其对本地地形和情况的熟悉，积极协助东北军进行清剿和侦察工作，表现出了相当的见识和行动力。
另一人名叫银守拙。
此人是当地一些传统家族联盟的“盟主”。
在日本殖民时期，他所在的家族和联盟中的其它家族，难得地恪守了一定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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