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这番话，抽丝剥茧，既从权力逻辑上点明了国防军必然统一的决心，又从民族生存的高度揭示了统一的紧迫性，彻底否定了傅良佐“保持独立”方案的任何可行性。
段祺瑞说完，目光再次扫视全场。
这一次，再无人提出异议。
徐树铮微微颔首，傅良佐面色灰败地低下头，其他人也纷纷露出凝重但了然的神情。
短暂的沉默后，众人相继开口，声音不高，却异常一致：
“总理所言极是。
“我等愿听从总理安排。”
“全凭总理做主。”
这并非完全心悦诚服的表态，更多的是在认清无可挽回的现实后，一种无奈却不得不做的集体选择。
他们将最终的决定权，交还给了团体的核心——段祺瑞。
直到这时，见内部意见终于达成艰难的统一，段祺瑞才缓缓吐出一口积郁已久的浊气，说出了那个必然的、也是唯一的出路：
“既然如此，”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却又无比沉重的复杂意味，
“便再次派人……不，这次要派足够分量的人，携我亲笔信函，即刻前往沈阳。
与国防军政府对话，具体商讨……我们改旗易帜、接受整编的相关事宜。”
“改旗易帜”四个字，终于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这意味着，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集团中最为重要的派系之一“皖系”。
在经历震惊、彷徨、争论与痛苦的现实评估后，最终做出了正式的决定：
放弃抵抗与幻想，准备接受国防军政府的领导，以融入新体系的方式，为自己、也为这个派系，谋取一个在全新国家格局中的位置。
历史的这一页，即将以这样一种方式，悄然翻过。
一个旧时代的背影，正在无奈却必然地淡出舞台中央。
……
就在以京师为核心、由段祺瑞坐镇的北洋“皖系”，最终达成共识，决心放弃幻想，暗中寻求与国防军政府对话，商讨“改旗易帜”的屈身之策时。
广袤的中华民国关内大地上，另外两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却仍旧深陷于不同的处境与心绪之中，步履迟疑。
以南京为核心、由冯国璋统领的北洋“直系”，以及雄踞西南、以昆明为根基、以唐继尧为魁首的“护国军”集团。
他们同样被黄海之上，那场一日尽歼协约国舰队的辉煌战绩所深深震骇。
那份源于绝对力量差距的恐惧与忧虑，如同无形的阴霾，笼罩在江宁督军府与五华山帅府的上空。
国防军自山海关长驱直入，其先遣部队锋芒直指津冀。
这种步步紧逼的态势，无疑也牵动着他们敏感的神经，令其寝食难安。
然而，与几乎已感受到兵临城下，近乎被四面无形合围的京师“皖系”相比。
“直系”与“护国军”所面临的局势，至少在空间与时间上，尚存一丝回旋的余地。
冯国璋坐镇的江南富庶之地，与国防军当前主要推进方向的华北平原尚隔有距离，中间更有长江天堑与诸多复杂势力交错区域。
唐继尧更是偏居云贵高原，地势险要，外部压力传导至此已有所衰减。
这种地理上的缓冲，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威胁，却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观望、犹豫与盘算的时间。
因此，当段祺瑞已不得不面对现实，着手安排“后路”之时。
冯国璋与唐继尧这两大集团的核心决策层，仍然普遍处在一种更为复杂难明的状态之中。
心有不甘，是对手中经营多年权柄与地盘的难以割舍。
犹豫不决，是在“顺”与“抗”之间反复权衡利弊得失。
既惧怕国防军的铁拳，又幻想能寻得一条不完全丧失自主的出路。
期待变数，则是内心深处仍残存着一丝侥幸，盼望国际局势（如协约国二次远征）或国内其他势力，能生出新的变故，从而搅动大局，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筹码或转机。
他们仍在旧日的棋局逻辑中挣扎，试图抓住每一根可能改变命运的稻草，不愿轻易落下那枚代表彻底臣服的棋子。
对于关内这三股最重要地方势力的不同心态与可能动向。
沈阳的国防军方面，却似乎秉持着一种近乎“漠然”的基调。
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皖系的审时度势，还是直系、护国军的观望犹豫，都不过是旧时代势力，在历史洪流冲刷下的不同反应罢了。
国防军的战略清晰而坚定！
主动顺应大势、愿意和平归附者，他们持开放态度予以接纳，并通过既定的改造与整合程序，将其纳入新的国家体系。
而任何试图顽抗到底，阻碍一统进程者。
无论其盘踞何处，拥有何等虚名或地利，都将被视为必须予以彻底粉碎的障碍，绝无姑息！
态度鲜明，路径清晰，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怀柔或权谋。
一切，以达成一统、凝聚国力、应对未来更大挑战为最高准则！
事实上，国防军第三集团军在华北的稳步推进与驻防安排，仅仅只是其庞大整体军事行动棋盘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按部就班落下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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