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梅的命，比他还苦。
这是后来他从罗大山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的。
罗梅的父亲，是罗大山最小的弟弟，当年是个当兵的，只是站错了队，在解放的时候，跟着光头逃去了湾湾，从此杳无音讯。
就因为这个，她家的成分被划得极差，在村里永远抬不起头。
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受不了这种指指点点的日子，改嫁去了外乡。
因为这个“成分”问题，再加上是个哑巴，她从小就受尽了白眼。
长大后，大伯罗大山好不容易托人给她说了门亲事。
对方邻村一个木匠，不嫌弃她是哑巴，对她也是照顾有加。
本以为日子能好过一些，谁知木匠在一次上山伐木时，摔下了山崖，没过两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在那个愚昧的年代，一个女人克死了丈夫，就是“不祥”的。
更何况，她生的还是个女娃，又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婆家本就嫌弃她的出身，这下更是找到了借口，骂她是克夫的“扫把星”，将她们母女俩扫地出门，断了所有关系。
走投无路的罗梅，只能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芳芳，回到娘家平安村，投靠唯一能依靠的大伯罗大山。
那天，她恰好从镇上赶集回来，在路边，看到了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的孙阿四。
她看着这个眉目和自己早死的丈夫有些相仿的青年，那张烧得通红的脸上满是痛苦，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喊着“师父”、“师兄”……她那颗被苦难泡得麻木的心，不知怎么的，就软了一下。
或许是想起了自己同样孤苦无依的命运，或许是看他实在可怜。
她没有多想，将怀里的芳芳交给一个相熟的婶子照看，自己则飞奔回村里，哭着喊着（用手比划着）叫来了大伯罗大山，用一辆破旧的板车，将孙阿四拉回了村。
孙阿四在罗梅的悉心照料下，喝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硬是从鬼门关前挺了过来。
病好之后，他没有选择离开。
他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更何况，罗梅给他的，是救命之恩。
看着那间家徒四壁的土坯房，看着整日以清粥为食、面黄肌瘦的母女，他那颗在底层社会里被磨炼得坚硬无比的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
他暗暗发誓，只要他孙阿四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这对母女再挨饿。
去港岛发财的梦，被他暂时、或者说永远地埋在了心底。
眼下，活下去，让她们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他将自己从上海黑市里学来的所有生存技能都用了出来。
他能说会道，手脚麻利，胆子又大。
他跑到镇上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捣腾着一些本地的特产，换取珍贵的粮票和零钱。
一开始，他卖的东西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山里采来的干香菇和木耳，有时候是从附近村民手中收来的野味，甚至还有罗梅自己编的结实耐用的竹篮子。
这些东西在本地人看来不值什么钱，但对于那些南来北往、坐火车出远门的城里干部或者工人来说，却是难得的山货。
马呗镇是粤北的交通要道，火车站里人来人往，孙阿四就像一条滑不溜秋的泥鳅，专挑那些穿着体面、眼神里带着好奇的外地人下手。
他不说上海话，而是用一口南腔北调、谁都能听懂个大概的塑料普通话，压低了声音凑上去。
“同志，要不要看看山里的好东西？正宗的北江香菇，拿回去炖鸡，香得很！”
“大姐，这篮子看看？手工编的，拿来装东西、买菜，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
他的眼睛毒辣得很，总能一眼看出谁是真正的买主，谁又是没钱光看不买的。
更重要的是，他总能在带红袖章的巡检员出现前，就嗅到危险的气息，把东西往怀里一揣，瞬间就消失在人潮里。
虽然这样的“投机倒把”风险很大，要是被抓住，轻则没收所有东西，挨一顿批斗，重则要被送去劳改。
可孙阿四不怕。
他见过比这更凶险的场面，饿肚子的滋味比批斗难受多了。
每天天不亮，他就揣着一点出门，直到天黑透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他带回来的，有时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有时是半块肥皂或者一小包盐，要是运气好，能换回来斤把全国粮票。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更好的商机——鸡仔饼。
这种本地的小点心，其貌不扬，但却有一种奇特的魔力。
它的用料并不金贵，甚至可以说有些粗鄙。
主要用的是磨得不那么精细的面粉，混上猪油、南乳、蒜蓉、芝麻和糖，肥肉丁是灵魂。
但在这个年代，肥肉丁太过奢侈，这里的鸡仔饼，用的是榨干了油的猪油渣，剁碎了掺进去。
可就是这么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揉在一起，经过烘烤，却能散发出一种咸中带甜、甘香酥脆的复合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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