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2日上午，沈阳看守所的铁门缓缓打开，带着铁锈味的风裹着初秋的凉意扑面而来。程野跟着狱警穿过长长的走廊，脚步声在空旷的过道里回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寂静的鼓点上。会见室在走廊尽头，窗户装着粗重的铁栅栏，阳光透过栅栏，在水泥地面投下一道道细长的阴影，像被分割开的时光碎片。
狱警打开会见室的门，秦柏已经坐在里面了。他穿着灰色的囚服，领口有些磨损，头发比抓捕时白了不少，零星的白发贴在额前，却依旧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神平静地看着门口。看到程野走进来，他没有立刻开口，只是微微点头，像是在打招呼。
程野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把带来的文件袋放在桌上。“我受沈阳市检察院委托，来跟你核实几个案件细节。”他一边说，一边从文件袋里拿出《呼兰连环杀人案证据清单》，却没等秦柏回应，就看到秦柏的目光落在文件袋上，嘴唇动了动。
“沈砚的案子……怎么样了？”秦柏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期待，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程野心里一动，从文件袋里抽出另一份文件——《沈砚案复查初步报告》的复印件，推到秦柏面前：“复查已经有进展了，你先看看这个。”
秦柏立刻伸手拿起报告，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泛白。他逐字逐句地读着，速度很慢，眼睛紧紧盯着纸面，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能看到他眼角的细纹和眼底的红血丝。读到“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沈砚无作案时间，建议启动平反程序”时，他的手指突然抖了一下，报告的边角被捏得发皱。
他反复读了那一段三遍，才慢慢抬起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我等这一天，等了三年。从1983年沈砚被枪毙那天起，我每天都在想，什么时候才能让他清白。现在……终于快了。”
程野看着他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他拿出笔和笔记本：“关于连环杀人案，还有几个细节需要你确认。1984年你胁迫江屿拿枪时，他有没有说过关于沈砚案的其他事情？”
秦柏沉默了几秒，像是在回忆：“有。江屿当时很害怕，说‘沈砚案的口供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是郑钧让预审科的小李代写的’。他还说，小李一开始不愿意，郑钧威胁他‘不写就把你调去偏远乡镇’，小李才妥协的。”
“小李是谁？”程野立刻追问，笔尖悬在笔记本上。
“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了，只知道是1983年在预审科工作，1985年就调离呼兰了，好像去了邻市的派出所。”秦柏补充道，“江屿说，小李知道很多沈砚案的内情，但因为怕郑钧报复，一直不敢说。”
程野在笔记本上记下“寻找1985年调离呼兰的预审科小李”，又问：“1986年4月你杀邵廷前，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比如邵廷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或者给过你东西？”
秦柏的眼神暗了暗，语气有些复杂：“有。我当时埋伏在邵廷家楼下，他回来的时候，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说‘沈砚案有内情，我知道凶器在哪，你别冲动’。但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复仇，根本没听进去，把纸条揉了扔在路边，现在想想，邵廷可能是想帮沈砚翻案……”
“纸条上写了什么？你还记得吗？”程野的心跳加快了——这可能是找到沈砚案凶器的关键线索。
“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只模糊记得有‘百货商店仓库’‘凶器’几个字。”秦柏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愧疚，“要是我当时能多看一眼，或许沈砚的冤案能早点平反。”
程野立刻站起身：“你提供的线索很重要，我们会尽快核实。你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秦柏摇摇头，目光落在桌上的《沈砚案复查初步报告》上，又看了看程野：“我杀了四个人，罪该万死，没什么好辩解的。但沈砚是无辜的，麻烦你多盯着他的平反案，别让他再等太久。”他顿了顿，从囚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小心翼翼地递过来，“这是1982年我和沈砚在农具厂的合影，那时候我们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一起去照相馆拍的。我带了四年，睡觉都揣在怀里，现在交给你，要是沈砚的冤案平反了，麻烦你把照片烧给他，告诉他，我没让他白死。”
程野接过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边缘被摸得起毛，上面的两个年轻人穿着蓝色工装，笑得露出牙齿，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他握紧照片，郑重地点头：“我一定会的。”
会见结束后，程野立刻联系呼兰县局的老周，让他帮忙寻找1985年调离的预审科小李。老周通过邻市的公安系统，很快查到了小李的下落——他现在在邻市的一个乡镇派出所工作，负责户籍业务。
8月13日上午，程野驱车赶到乡镇派出所。小李已经四十多岁，头发有些稀疏，看到程野时，眼神明显有些躲闪。程野拿出沈砚案的卷宗和秦柏的供述，放在他面前：“1983年沈砚案的口供，是不是你代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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