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的呼兰，秋阳正好。陵园里的桂花树缀满了细碎的金黄，风一吹，甜香就裹着松针的气息，漫过一条条青石小径。程野穿着熨得平整的警服，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白菊和几个红苹果，都是沈砚生前爱吃的。他的皮鞋踩过落满松针的小路，脚步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里的安静。
走到陵园深处，沈砚的墓碑很快出现在眼前。黑色的大理石碑面被擦拭得一尘不染，上面“沈砚 1958-1983 无罪”的字样，在阳光下透着庄重。让程野意外的是，碑前已经放了一束野花——淡紫色的牵牛花和黄色的小雏菊，用草绳简单捆着，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显然是刚放不久的。
“是刘婶来过了吧？”程野蹲下身，轻轻把野花挪到墓碑侧面，又将自己带来的白菊摆好，苹果放在碑前的石台上。他盯着碑上沈砚的名字，声音放得很柔：“沈砚，今天是你平反五周年，我来看看你。这五年，县局没办错过一起案子，新人入职第一堂课，就是听你的故事，他们现在办案前，都会先问自己‘证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疏漏’，你放心，当年的错，我们没再犯。”
他在碑前站了一会儿，又转身走向不远处的小土坡。这里没有墓碑，只有一块半人高的青石板，是五年前程野特意让人立的。石板上只刻着“秦柏 1955-1986”八个字，没有生平，没有评价，就那样安静地立在松树下。
程野伸出手，摸了摸石板上的刻痕——经过五年的风雨，刻字已经有些模糊，但指尖仍能清晰感受到笔画的走向。“秦柏，当年你说‘不想被埋在土里’，我没把你葬在这里，只是立了块石头，离沈砚近一些，也让我们有个地方能记着你。”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现在审讯室都装了录音录像，没人敢再刑讯逼供了，《证据审核标准》在全省推广，‘三无案件’几乎没有了。要是当年有这些，你和沈砚，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一步？”
风掠过松枝，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声的回应。程野从纸袋子里拿出一本崭新的蓝色封皮册子，是他去年牵头编写的《刑事案件证据指南》。他翻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沈砚、秦柏，愿正义不再迟到，愿冤案不再发生。”他把册子轻轻放在沈砚的墓碑和秦柏的青石板中间，像是在传递一份迟到的承诺。
离开陵园时，桂花的香气更浓了。程野开车往沈村去，五年间，沈村的路修得平整了，路边的土坯房少了，多了几栋砖瓦房，远远望去，一片生机勃勃的模样。
刚到刘桂兰家院门口，就听到一阵清脆的笑声。程野停下车，探头往里看——院子里晒着金黄的玉米，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围着玉米堆，手里拿着玉米棒，正和刘桂兰一起剥玉米。刘桂兰穿着蓝色的布围裙，围裙上沾了不少玉米须，她手里拿着一个大簸箕，时不时帮孩子擦掉脸上的灰尘，笑容比头顶的阳光还暖。
“程警官来啦！”刘桂兰最先看到他，赶紧放下簸箕，用围裙擦了擦手，快步迎了出来，“快进来坐，我刚在灶上煮了玉米，马上就能吃。”
孩子们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程野。“刘奶奶，这就是你说的程叔叔吗？”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仰着脑袋问。
“对呀，就是程叔叔帮沈砚叔叔洗清冤屈的。”刘桂兰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又对程野说，“这些都是村里的孩子，放假了就来帮我干活，还总问我沈砚和秦柏的事，我就跟他们说，做人要守本分，办事要讲证据，不能冤枉好人。”
程野跟着他们走进院子，目光落在墙上——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有画玉米地的，有画小院的，最显眼的一幅是彩色蜡笔画：画面中间，一个戴警帽的人牵着两个模糊的成年人身影，周围围着一群举着鲜花的孩子，画的下面，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着：“保护我们的程叔叔、沈砚叔叔、秦柏叔叔。”
“这是孩子们上个月画的，非要贴在我家墙上。”刘桂兰笑着说，“他们说长大了也要当警察，像你一样，帮好人说话，抓坏人。”
程野看着那幅画，心里暖暖的。这时，刘桂兰从屋里拿出一个红色的木盒，盒子上雕着简单的花纹，一看就是精心保存的。她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几样东西：秦柏那封信的复印件、沈砚的平反通知书、程野帮她办的低保手续，还有一张孩子们和她的合影。
“这些东西我都锁在盒子里，每天都擦一遍。”刘桂兰轻轻抚摸着盒子里的纸张，“等我走了，就把这个盒子交给村里的小学，让老师们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这些故事，让他们永远记得，证据比什么都重要，不能随便冤枉人。”
程野看着木盒里的东西，又看了看刘桂兰眼里的光，心里一阵触动。他接过刘桂兰递来的热玉米，咬了一口，甜糯的口感在嘴里散开，暖到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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