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港商，姓李，做贸易的。她说那人踏实，对她好，对儿子也好。她儿子十岁了，需要个爸爸。”
“挺好。她一个人这么多年，不容易。”
“你不去参加婚礼？”
“去。肯定去。她是我们厂的重要合作伙伴，于公于私都要去。”
陆文婷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齐铁军知道她想说什么。他和赵红英有过一段，虽然短暂，但刻骨铭心。那是1986年，赵红英的村办厂给红星厂做配件，两人经常打交道。赵红英泼辣能干，有股不服输的劲，和齐铁军很像。但后来，赵红英的厂子越做越大，成了乡镇企业明星，两人都忙，聚少离多，渐渐就淡了。再后来，赵红英怀孕了，孩子父亲是谁，她不说，齐铁军也不问。那孩子今年十岁，叫赵小军，很聪明，像他妈妈。
“雪梅呢？最近怎么样？”陆文婷换了个话题。
“她调到市卫生局了，主管工业卫生。忙，但干得有劲。她说要建立一套职业病防治体系，保护一线工人的健康。”
“她还是那样，心里装着工人。”
“嗯。她昨天还来厂里，给喷漆车间的工人做体检，说苯超标，要整改。我说没钱，她说没钱也得改，工人的健康不能等。最后我想办法，挪了别的钱，先整改。”
陆文婷笑了：“也只有她能治你。”
“是啊，从小到大，只有她能治我。”
齐铁军和沈雪梅是青梅竹马，一个大院长大。齐铁军当兵前，两人就确定了关系。后来齐铁军转业到红星厂，沈雪梅是厂医院护士，顺理成章结了婚。但结婚十几年，聚少离多。齐铁军忙厂里的事，沈雪梅忙医院的事，孩子都交给老人带。感情还在，但激情没了，更像是亲人，是战友。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雪梅，你会选谁？”陆文婷忽然问。
齐铁军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想过。我和雪梅，是命。命中注定要在一起，要过一辈子。别人，都是过客。”
“包括我？”
“文婷，你不一样。你是……”
“我是什么？红颜知己？合作伙伴？”
“都是，又都不是。你是陆文婷，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你，新材料项目做不起来。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甜言蜜语。”
“真心话。”
两人相视而笑，都有些不好意思。成年人的感情，含蓄而克制，都在酒里，在话里，在沉默里。
喝完酒，陆文婷起身：“我走了，明天还要去广州，见个客户，做游艇内饰的，要定制材料。”
“我送你。”
“不用，我开车了。你早点休息，别想太多。无论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谢谢。”
陆文婷下楼去了。齐铁军继续坐在天台上，看着香港的灯火。三天后，那里就回归了。百年国耻，一朝得雪。但工业的差距，技术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能追上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无数个像他这样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默默奉献。
手机又响了，是儿子齐小军打来的。
“爸，你在哪？”
“厂里。”
“明天回家吗？妈包了饺子，等你回来吃。”
“回。一定回。”
“那说好了，不许骗人。你都一个月没回家了。”
“不骗人，明天一定回。”
挂了电话，齐铁军心里一暖。家，永远是他的港湾。无论外面风浪多大，家里总有一盏灯，一桌饭，一个等他的人。
他想起父亲，老工人，在红星厂干了一辈子，退休前是八级钳工。父亲常说：“铁军，咱们工人，就是国家的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但少了它，机器就转不起来。你要记住，无论做什么，都要对得起这身工装，对得起手里的工具。”
父亲已经走了五年，但话还在耳边。对得起这身工装，对得起手里的工具。可是，合资，算对得起吗？放弃自主品牌，算对得起吗？
他不知道。
夜更深了。香港的灯火渐次熄灭，深圳的灯火依旧通明。这座不夜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而成长，总是伴随着痛苦，伴随着抉择。
齐铁军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对岸，转身下楼。明天要开党委会，决定厂子的命运。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面对，都要承担。
因为他是厂长，是两千多职工的当家人。这个家，不能散。
下楼，回到办公室。桌上堆满了文件：合资协议草案、财务报表、新产品开发计划、职工工资表……每一份都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他打开合资协议，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德方的条件确实苛刻：技术委员会只有建议权，核心技术不开放，利润分配德方占六成，中方占四成，品牌必须用德方的，自主品牌要停掉，新材料项目要转让给合资公司，而且估值很低……
这哪里是合资，简直是卖身。但不卖身，就得饿死。厂里账上只剩二十万，下个月工资就要六十万。银行不肯再贷款，说你们厂负债率太高，风险太大。找政府，政府说现在企业要自己找市场，自负盈亏，财政没钱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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