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所言差矣！”我沉声道，目光扫过殿内，“昔年周天子分封诸侯，同姓子弟居多，然数世之后，血缘疏远，相互攻伐，周天子不能禁止，遂有春秋战国之乱世。如今朕一统天下，若再行分封，诸子功臣各据一方，久而久之，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天下将再次陷入分裂战乱，朕之统一大业，岂不付诸东流？”
殿内一片寂静，王绾等人面露惭色，却仍不甘心：“陛下，燕、齐、荆地远，若不分封，恐难以安抚当地百姓，万一发生叛乱，朝廷难以驰援。”
此时，李斯出列反驳道：“陛下圣明！分封制乃乱世之源，郡县制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臣以为，天下一统，应废诸侯，立郡县，官吏由朝廷直接任免，赋税归于中央。如此，天下无诸侯之患，政令畅通，万民臣服，方可长治久安。”
我赞许地点点头，李斯的主张与我不谋而合。“李廷尉所言甚是！”我朗声道，“传朕诏令，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乡、里，层级分明，各司其职。”
为了确保郡县制的顺利推行，我详细制定了郡县的行政体系：郡设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掌军事；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官吏。县设县令或县长，掌治其县；县丞，辅佐县令，掌文书、司法；县尉，掌军事。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赋税；游徼，掌治安。里设里正，掌一里之事。
这套层级分明的行政体系，将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再由中央集中于朕一人之手，确保了朝廷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为了避免郡的规模过大，难以治理，我下令根据各地的地理形势、人口密度和经济状况，对三十六郡进行合理划分，后续又根据疆域拓展和治理需要，增至四十余郡。
郡县制的推行，遭到了六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特权，对秦朝的统治心怀怨恨，暗中散布谣言，煽动百姓反抗。为了打击旧贵族的势力，我下令将六国的宗室、大臣和富豪十二万户迁往咸阳，置于朝廷的直接监控之下。同时，没收他们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鼓励耕织，发展生产。
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我也注重因地制宜，灵活调整。对于岭南、西南等偏远地区，由于民族成分复杂，文化习俗各异，我并未强行推行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制度，而是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等郡，任命当地部族首领为官吏，实行“因俗而治”，既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又尊重了当地的文化习俗，有效巩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它彻底打破了分封制下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行政体系，使得政令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为秦朝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此后两千余年，郡县制虽历经演变，但始终是中国封建王朝地方治理的核心制度，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第五章 统一度量衡与书同文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郡县制的推行，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文字和货币，成为巩固统一大业的迫切需求。当时，六国的度量衡标准不一，长度、容量、重量单位各异，严重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文字异形，各国字体不同，笔画繁简不一，不仅给政令的传达和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极大不便，也加剧了各地的隔阂；货币种类繁多，形状各异，价值不等，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我下令统一度量衡，颁布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为了确保度量衡的统一，我命李斯等人制定了统一的标准：长度以秦国的“尺”为标准，一尺约合今23.1厘米；容量以秦国的“升”为标准，一升约合今202毫升；重量以秦国的“斤”为标准，一斤约合今250克，十六两为一斤。同时，下令铸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发给全国各地，作为计量的依据。这些标准器由中央统一铸造，质地坚硬，刻有诏书铭文，严禁私人伪造和篡改。
为了保证度量衡的统一执行，我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度量衡的校验工作，要求各地官吏定期对当地的度量衡器进行校验，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对于违反规定，使用非标准度量衡器的，予以严厉处罚。通过这些措施，秦朝的度量衡制度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为秦朝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我下令统一文字。当时，六国文字异形，“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给政令的传达、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的融合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我命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负责文字的统一工作。李斯以秦国的小篆为基础，吸收六国文字的合理成分，创制了统一的标准文字——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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