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少东家姓余，单名一个琦字。
他家里三代经营绸缎，从通州到京城都有分号，从小在绫罗绸缎堆里长大，对衣料和绣工的眼光比京城任何一位裁缝都毒辣。
据他自己后来在《京都小报》的专访里说，他读到东方不败在黑木崖上绣花那段，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原来天下第一的高手，不舞刀弄剑，不争权夺利，而是关起门来安安静静地绣花。
这是一种什么境界？
他当晚就把铺子里最贵的那匹大红锦缎翻出来，命裁缝连夜赶制了一件“东方不败同款红衣”，又在衣服上亲手用金线绣了一朵歪歪扭扭的牡丹。
那牡丹绣得实在不能细看，花瓣大的大小的小，有一瓣从缎面上翘起来，像被风吹翻了边。
第二天一早，他穿着这件衣服从城南走到城北，每到一家分号就站在门口朗声宣布：“本少爷从今日起，便是东方不败传人！”
他家的伙计们站在柜台后面，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把脸憋得通红。
有个老伙计后来跟人说，少东家那天早上出门之前对镜更衣，他偷瞄了一眼，差点把早上的粥喷出来。
那衣服上的金线牡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每一片花瓣都朝不同的方向翻着，像是被风吹散了的金叶子。
路人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要残酷得多。
绸缎庄隔壁卖瓷器的掌柜姓蔡，跟余家做了十几年邻居，平日里最爱靠在门框上嗑瓜子看热闹。
他看见余琦穿着那身大红袍子走出来，把瓜子往嘴里一丢，上下打量了一番，慢悠悠地说了句让围观群众笑疯的话：“你穿红衣就是东方不败了？那人家东方不败还绣花呢！你会绣吗？”
余少东家站在街心，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只憋出一句“我不会”。
蔡掌柜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那你充其量是个‘东方不秀’。”
满街的人都笑疯了。
挑担子卖菜的、拎篮子买布的、蹲在路边喝豆汁的，全笑得前仰后合。
有几个半大孩子跟在余琦身后，一边跑一边喊“东方不秀”，喊了半条街。
余少东家攥着拳头站在街心，脸从红变紫，又从紫变白，最后默默转身走回了绸缎庄。
伙计们以为少东家受了打击要关门歇业，没想到他径直走进账房，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四个大字——“闭关绣花”。
然后把纸贴在账房门口，把门从里面闩上了。
他媳妇是兵部一个主事的女儿，性子烈得很，当晚回来发现丈夫把自己关在账房里，叫了半天门也不开。
她从门缝里往里一看：她那个管着十几家分号、算账比算盘还快的丈夫，正盘腿坐在太师椅上，左手举着绣绷，右手拈着针，对着烛火一针一针地戳一块红绸子。
脚边散落着好几团揉皱的丝线，手指上贴了好几条创口贴，显然已经被针扎了不知多少次。
他媳妇把门拍得震天响：“余琦！你疯了吗！一个大男人学绣花！”
余少东家头也没抬，把针往绣绷上一扎，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做东方不败。”
他媳妇一听都要疯了，她的声音从门缝里挤进来，尖得像一根针：“和离！”
余少东家把第二针扎进缎面。
这一针比上一针稳了些，但花瓣还是歪的，歪得像被驴踩过。
他把线抽出来重新穿了一遍，对着烛火端详了好一阵子，然后慢悠悠地回了媳妇一句：“离就离！等我绣完这朵牡丹。”
他媳妇气得摔了手里的团扇，转身就回了娘家。
第二天整个兵部都知道了——余家那位少东家，为了学东方不败绣花，把媳妇气跑了。
高道成在值房里听见这事，端着茶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满屋子人都愣住的话：“所以他是真想学。不是为了出风头，是为了那朵牡丹。”
顾侍读在旁边补了一句：“东方不败在黑木崖上绣了那么多年，余琦才绣了几个时辰，这牡丹，不好绣。”
这场“东方不秀”的闹剧很快从京城传到了云朔州。
云朔州一位姓顾的盐商，年过五十，家财万贯，平生最爱附庸风雅。
他听说京城有人因为学东方不败绣花把媳妇气跑了，非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把余少东家引为知己。
他花了好几千两银子置办了一整套装备。
大红绣袍、金线牡丹、绣花针、绣绷、妆奁、铜镜，连黑木崖绣房里那只香炉他都找人仿了一只，说是要还原东方不败绣花时的意境。
他穿着这身行头在西湖边上摆了个绣摊，面前支了块木牌，上书“东方不败嫡传弟子”，引得无数百姓围观。
云朔州织造局的绣娘们结伴去看热闹。
她们本来是想去笑话笑话这个附庸风雅的盐商，可到了西湖边，看见他拈针的姿势和绣绷上的花样，几个绣娘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
回去以后她们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评测，从缎面光泽、丝线配色、针脚密度等方面逐项点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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