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司成立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了看似平静的湖面。
第一日，没有人动。
四大家族的人像是约好了一样，按兵不动。该上朝的上朝，该办公的办公，该喝茶的喝茶，该串门的串门，一切如常，仿佛那道圣旨只是一阵从宫墙内吹出来的风，拂过面颊，也就散了。
赵祯没有意外。
他知道，那些人不会在第一日就露出破绽。他们在等，等他出第一招，等他的清查司从何处下刀。这是一场博弈，比的不是谁的力量大，而是谁的耐心足，谁的刀更快，谁的心更狠。
第二日，赵祯出了第一招。
他没有从盐税入手，没有从粮饷入手，没有从那些错综复杂的账目入手。那些东西太深，太厚，太容易被做手脚。他选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地方——吏部的考功司。
考功司，负责官员的考核与升迁。
二十年来，四大家族的门生故吏是如何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考功司的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哪一年，哪一月，哪一个官员，由谁举荐，因何升迁，考绩如何，都记录在册。
赵祯派了三个人去考功司调档。
三个人，都是他从翰林院挑的——两个老翰林，一个年轻庶吉士。老翰林熟悉旧制，懂得如何从繁冗的档案中找出关键；年轻庶吉士笔头快，脑子活，能在第一时间将有用的信息摘录下来。
三个人到了考功司，被挡在了门外。
考功司郎中——一个姓周的、依附于赵家的官员——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说，考功司的档案涉及朝廷机密，非有中书门下的批文，不得查阅。
赵祯的圣旨，不算数。
这个消息传到御书房的时候，赵祯正在用午膳。一碗清汤面，一碟酱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听了陈安的禀报，放下筷子，沉默了约莫半盏茶的工夫。
“传朕的口谕，”他说，“清查司奉旨查案，所到之处，如朕亲临。谁敢阻拦，以抗旨论处。”
陈安领旨而去。
半个时辰后，禁军副统领韩彰带着一百名禁军，将考功司围了个水泄不通。周郎中站在门口，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想拦又不敢拦，想放又不甘心。
韩彰没有跟他废话，直接让人将考功司的大门卸了下来。
“陛下说了，清查司查案，如朕亲临。”韩彰的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周郎中，你是要抗旨吗？”
周郎中双腿一软，跪了下去。
三位翰林鱼贯而入，开始翻阅那些尘封了二十年的档案。
第三日，清查司从考功司的档案中，找到了第一份有用的材料——一份二十年前的升迁记录。
记录上写着，原翰林院编修孙世安，因“乌台案”中“检举有功”，由正七品直升正三品翰林学士。举荐人是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赵明远，批准人是时任参知政事钱伯庸，备案人是御史中丞李崇义。
赵、钱、孙、李。
四个姓氏，在同一份升迁记录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列。
赵祯看着这份抄录过来的材料，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划过每一个名字，每一行字，每一个印章。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看不出任何情绪。
可陈安注意到，陛下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不是怕。
是怒。
那种被压了二十年、终于找到了出口的、排山倒海的怒。
第四日，赵祯出了第二招。
他将那份升迁记录的抄本，发给了六部九卿，发给了在京的所有三品以上官员，发给了御史台和谏院。
一时间，朝野哗然。
翰林编修直升翰林学士，这种事在大晟朝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但每一次都有足够的理由——或者是有大功于国，或者是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或者是圣上特旨恩宠。可孙世安的升迁理由是什么呢？
“检举有功”。
检举了什么？
检举了沈明远。
检举了那首《咏梅》诗。
检举了那些被曲解、被断章取义、被硬生生拼凑成“讥讽朝政”的文字。
赵祯没有在发文中说一个字的多余的话。他只是将那份升迁记录原封不动地抄录、复制、分发。让所有人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
这一招，比任何弹劾、任何质问、任何雷霆之怒都更有效。
因为有些事，不需要解释。真相摆在那里，所有人都看得见。以前看不见，是因为没有人把真相摆到他们面前。现在，赵祯把真相摆上去了。
朝堂上的风向，开始变了。
那些平时对四大家族唯唯诺诺的小官们，开始悄悄地往后退，离赵家的人远一些，离钱家的人也远一些，离孙家和李家的人更远一些。他们不知道这场博弈的结局会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站错队，代价可能是灭顶之灾。
那些与四大家族有旧怨、一直被压制的官员们，开始蠢蠢欲动。有人递了奏折，有人写了书信，有人托人传话给清查司，说“有要事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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