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部委大院，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秦淮茹坐在窗前，手里捧着一张南方寄来的报纸，头版照片上，周凯正站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穿着工装，笑容里带着疲惫，鬓角的白发在镜头下格外显眼。
“又瘦了。”她轻轻摩挲着照片，眼里泛起泪光。周凯在南方待了快一年，偶尔回来也是匆匆忙忙，最长的一次只住了三天，就被紧急电话叫了回去。她知道他在干大事，却总忍不住担心——报纸上那些“十几亿美金”“点金手”的标签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院里的老保姆端来一杯热茶：“秦姐，别担心了，周主任现在是国家的栋梁，自有老天保佑。”
秦淮茹笑了笑，把报纸叠好放进抽屉。里面已经攒了厚厚的一沓，全是关于周凯的报道。从打火机厂的逆袭，到液晶电视的轰动，每一篇都记录着他的脚步，也藏着她的牵挂。
这天傍晚，她去胡同口的供销社买酱油，正好撞见贾张氏背着扫帚回来。几年过去，贾张氏苍老了不少，扫大街的活计磨粗了她的手，却也磨平了她的尖酸。
“淮茹啊，买东西呢？”贾张氏难得客气。
“嗯，给孩子做点红烧肉。”秦淮茹应道。
贾张氏看着她，叹了口气：“周小子现在可是大人物了，报纸上天天登。想当年在四合院，谁能想到他有今天……”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要是当年我不那么糊涂，让棒梗跟他学做事，也不至于……”
秦淮茹没接话。四合院的老邻居们，如今见了她都格外客气，眼神里有羡慕，也有悔意。傻柱成了轧钢厂的后勤科长，见了她总说“周哥是真厉害”；许大茂又在煤矿干了几年，听说后来开了个小饭馆，日子勉强过得去；易中海退休后住了养老院，逢人就说“周凯这孩子，以前就住我们大杂院”。
他们都在报纸上看到了“点金手”的传奇，看到了那十几亿美金的天文数字——在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八十年代，这简直是神话。有人私下嘀咕：“要是当年跟周凯搞好关系，让他指点一二，现在也不至于还挤在小平房里。”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周凯早已不是那个需要在四合院小心翼翼生活的年轻人，他的舞台，早已是整个国家。
此时的南方，周凯正在主持一场关于“零件分包”的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民营企业家，有做塑料件的，有搞五金加工的，一个个西装革履，眼神里满是兴奋。
“电子厂的零件，我们自己能生产60%，剩下的40%，全部分包给你们。”周凯指着投影上的零件清单，“质量要达标，交货要及时，价格按市场价来，童叟无欺。”
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周主任，我们小厂技术有限，怕做不好……”
“技术不够，我们派工程师指导；设备不行，用赚来的钱买新的。”周凯看着他，“国家要发展，不能只靠大厂，得让千家万户的小厂都动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这番话让企业家们热血沸腾。他们大多是个体户出身，以前总怕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如今能接到国营大厂的订单，还能得到技术支持，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散会后，一个做塑料外壳的老板激动地说：“跟着周主任干，准没错！去年接了打火机厂的订单，我从摆摊变成了有厂房的老板，今年再接电视零件的活，明年就能盖楼了！”
零件分包的模式很快在南方铺开，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无数小厂和民营企业连在了一起。电子厂的产能节节攀升，周边的村镇也热闹起来，作坊变工厂，农民变工人，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就在这时，中央传来了重磅消息：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国的国企改革和产业布局。主任由国务院委员兼任，而副主任的人选，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落到了周凯头上。
“行政七级，48岁，这在部委里，算是最年轻的高层之一了。”王部长在电话里笑着说，“这下，你能名正言顺地推动芯片和电脑项目了。”
周凯握着电话，心里沉甸甸的。行政七级，意味着他进入了国家核心决策层，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没有丝毫犹豫：“请部里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做好。”
上任第一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划拨五千万元，成立“国家芯片研究院”。
“芯片是电子产业的心脏，没有自己的芯片，再先进的电视、电脑，都是别人的‘壳子’。”他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说，“我们起步晚，但不能怕难。五年追不上，就十年；十年追不上，就二十年，总有一天要赶上！”
他亲自点将，把国内最顶尖的半导体专家都请了过来，给他们放权、给钱、给设备，只提了一个要求：“不用怕试错，但要少走弯路。我会告诉你们方向，剩下的，靠你们自己。”
专家们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副主任虽然不是学芯片的，却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用搞复杂的架构，先从基础的存储芯片入手”“光刻机要瞄准1微米工艺，这是未来十年的主流”“多关注材料学，硅片质量是关键”……这些建议，往往能让他们少走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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