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春天，江南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地开了。周凯站在造船厂的码头，看着一艘崭新的驱逐舰缓缓滑入水中，舰艏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礼炮鸣响时，他身边的老将军激动得红了眼眶：“周凯同志，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大军舰了！”
周凯望着那艘劈波斩浪的战舰，心里百感交集。这艘舰上，大到船体结构，小到导航仪器，很多技术都来自于民船制造的积累——造船厂在生产万吨货轮时攻克的高强度钢焊接工艺，恰好能用在舰体建造上；汽车厂的精密机床，为舰载武器的零件加工提供了保障。
“军民融合，本就该是这个样子，这只是开始”周凯感慨道，“用民用产业赚来的外汇反哺军工，用军工技术带动民用产业升级，这才是良性循环。”
老将军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老人家在会上说你是‘改革的一把利剑’，真是一点不假！这把剑，既劈开了发展的障碍，又护住了国家的根基。”
周凯笑了笑，没接话。他想起不久前的政治局会议，老人家看着军工企业的汇报材料，半开玩笑地说：“还好周凯是咱们的人，不然凭他这脑子，全世界的钱都得被他赚走喽！”
这话里有调侃，更有信任。比起那些只顾着往自己腰包里装钱的资本家，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赚钱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国家强起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此时的南方，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高速公路像银色的丝带，把一座座城市连了起来；工业园区里，液晶电视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鳞次栉比，机器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停歇；连普通家庭的客厅里，也摆上了“华夏牌”液晶电视，屏幕里播放着越来越丰富的节目。
第一批富起来的民营老板，开上了国产的“华夏”轿车，车身上的“中国制造”四个字，比任何奢侈品都更让他们骄傲。有人算过账，光是南方的内需市场，就足以撑起千万家工厂——从孩子穿的衣服到家里用的电器，从工厂的机器到工地的钢材，需求像潮水般涌来。
“周主任，新规划的三个工业园区，申请入驻的企业已经排到明年了！”开发区的负责人拿着图纸来找他，脸上满是兴奋，“有做电脑配件的，有搞新材料的，还有家外资企业想把研发中心搬过来呢！”
周凯看着图纸，眉头却微微皱起：“入驻可以，但环保标准不能降。凡是有污染的项目，哪怕投资再大，也不能进园区。”
“可是……有几家化工厂说，愿意花大价钱建污水处理设备。”
“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周凯指着图纸上的河流，“这条河是下游几十万老百姓的饮用水源，一点风险都不能冒。重型污染的化工企业，要么搬到指定的山区工业园，要么彻底关停。”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会议上提“淘汰落后产能”了。
前两年关停珠江边的化工厂时，还有人不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为了赚钱毁掉家园。但把污染企业搬到深山老林，终究是权宜之计——那些地方也需要发展，也有老百姓要过日子。
“等咱们的环保技术再成熟些，就得让这些企业彻底升级。”周凯在会上说，“要么改用清洁能源，要么研发无污染工艺，总之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有人觉得他太“较真”，放着现成的钱不赚。但周凯清楚，现在松一尺，将来就要多花十倍的力气来弥补。他亲自带队去山区的工业园考察，看着那里的污水处理厂和废气回收装置，反复叮嘱：“哪怕成本高一点，也要保证达标。要是敢偷偷排污，直接吊销执照。”
在这片到处都在忙着赚钱的土地上，他像个“降温员”，时不时泼点冷水。
看到有人为了赶工期偷工减料，他下令严查，不合格的工程一律推倒重来；看到房地产开始有过热的苗头，他推动出台政策，要求房企必须配建保障房，遏制投机；看到有些地方只重视工业忽视农业，他协调资金，在南方建了几十个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确保“米袋子”“菜篮子”安全。
“周主任，您这几年头发白得更快了。”秘书看着他批阅文件的背影，忍不住说，“要不申请休个假，让秦阿姨陪您出去走走？”
周凯抬起头，揉了揉酸胀的眼睛，笑了：“等忙完这阵子。你看，上海的集装箱港快建好了，芯片研究院的1微米工艺有突破了，军工的新型驱逐舰也下水了……这些事，哪一件都等不得。”
他拿起一份报告，是关于“中国速度”的阐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全面迭代，不仅要快，更要稳。这“速度”里，既要有工厂的流水线，也要有环保的硬标准；既要有高楼大厦，也要有良田美景；既要有富人的轿车，也要有穷人的保障房。
1986年的中国，就像一列加速行驶的列车，周凯既是司机，也是扳道工，既要踩油门，也要掌方向，确保列车不脱轨、不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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