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孙，在北京开了二十多年出租。零几年那会儿，我还在公司跑夜班。夜班活多，挣得也多，就是得扛得住事儿。我们司机群里有个规矩——谁接了八宝山的单，都得在群里喊一声，让兄弟们知道你在那儿。不是怕，是求个安心。
那天夜里两点多，总台给我派了个活，说八宝山那边有人叫车。我握着方向盘骂了一句，这大半夜的，让我上八宝山接人去？可总台的活不能拒，硬着头皮也得去。我一边开车一边在群里骂街，说总台不是东西，把我支到八宝山去。群里几个夜班司机回了几个捂嘴笑的表情，没人接茬。
一路开过去，越靠近八宝山，路灯越少，路两边的树影越密。路灯像是不舍得亮似的，隔老远才有一盏，光昏黄昏黄的，连路面的白线都看不清。山里的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儿，像是烧过的纸钱混着潮了的土。我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给自己壮胆。到了指定位置，远远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路边。
她穿着深灰色的褂子，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路灯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整个人照成一个黑剪影，看不清脸，只看见一个轮廓。我慢慢把车靠过去，心里七上八下的，可那老太太看着挺正常，也不像什么……那啥。她拉开车门，坐进后座，报了一个石景山区的地址，口气很平常，像是叫车回家的人。
我松了口气，心想自己想多了。车开了不到两分钟，老太太忽然说，得先回去拿点东西，落在上面了，腿脚不好走不上去，让我带她上去一趟。我说行，您指路。她给我指了一条小路，越开越偏，两边全是荒草和破旧的围墙，草叶子刮着车门沙沙响，像是有人在外面摸这辆车。路灯彻底没了，只有车灯照着前面一小片坑洼的路面。我越开越心虚，可老太太在后头坐着，也不说话，就那么安静地坐着。我忍不住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她低着头，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安安静静的，像一座缩在阴影里的小山。
开到一处铁栅栏门口，她说到了，让我等一下。我停下车，她慢慢下了车，推开铁门走了进去。铁门“吱呀”一声，在夜里传出去老远，又慢慢合上了。我探头看了看，那铁门里面黑洞洞的，隐约能看见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像是仓库，又像是别的什么。我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亮一灭。等了一刻钟，不见她出来。我刚要拿手机联系总台，手机自己响了，来电显示是总台转接的号码。我接起来，是老太太的声音，说她腿脚慢，还在拿东西，让我别走，走了她就回不了家了。电话里还夹着一阵刺刺拉拉的杂音，像是风吹过什么东西，又像是信号断断续续的。
我挂了电话，心里开始发毛。又等了五六分钟，老太太从铁门里出来了。她手里多了一个东西——红布裹着，方方正正的，比鞋盒大一圈，两只手捧着，像是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怕手里的东西晃着。我帮她拉开车门，她坐进去，把红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扶着，腰板挺得比刚才直了些。
我重新发动车，随口问了一句：“大妈，咱还是去您刚才说的那个地儿呗？”她没搭腔。我又问了一遍，她这才开口，声音还是那个声，可说的内容让我后背一凉：“什么刚才？我什么时候坐过你的车？”
我愣住了，方向盘差点打滑：“您刚才不是坐我车上山的吗？您忘了？”她不说话了，低着头，看着膝盖上那个红布包，一动不动。我脑子里嗡嗡的，手心里全是汗，方向盘上的皮套都被我攥得发涩。我不敢从后视镜里看她，只能盯着前面的路，盯着车灯照着那一小片坑洼的路面。开了几分钟，她又说话了——声音变了。从之前那个老北京口音的老太太，变成了一个粗哑的男人的声音，带点外地口音，像是喉咙里塞了什么东西：“我哪儿也不去，你就围着这山边给我转，我还有事，走不了。”
我整个人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气都喘不匀。那声音绝对不是一个老太太发出来的，是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沉，像是从地底下翻上来的。我硬着头皮说：“大妈，您说什么呢？”她没再回答，可那粗哑的声音又响了一次，像是什么东西在纠正我：“围着转，别停。”
我不敢再问了。我就开着车，沿着八宝山山脚的小路一圈一圈地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要转到什么时候。车窗外的树影唰唰地往后退，像一排排站着的人影。转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看见路边有一个公共厕所，白色的矮房，灯亮着，像是山脚下孤零零的一盏灯笼。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上厕所，然后打电话叫人。
我把车停在厕所门口，声音发干：“大妈，我下去上个厕所，您等我会儿。”她没说话，低着头，抱着那个红布包，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旧雕塑。我拉开车门，跑进厕所里。厕所不大，一个洗手台，两个隔间，灯管在头顶嗡嗡响，光线惨白惨白的。我刚要掏手机，看见洗手台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是个老头，头发灰白，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夹克，正对着洗手池的镜子，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脱口而出：“大爷，您帮我看着点门，我打个电话，我车上拉了个……拉了个不对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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