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干净的收尾,正是最明显的痕迹。
“能查到当初是谁签署的那些调令吗?”
键盘敲击声传来。“正在查……找到了。签字人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当时的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他于1993年因病提前退休,1997年去世。但是……”她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困惑,“系统显示他在1991年3月之前三个月就已经处于长期病假状态,理论上不应该签署文件。”
叶文感到后颈一阵发凉。一个请了长期病假的人签署了绝密项目的调令,然后所有参与者几乎全部“消失”。这不是普通的保密程序,这是灭口。
“有没有可能,”他缓缓问道,“彼得罗夫的签名是伪造的?”
“可能性很大。但能绕过那么多道审核,伪造一份如此高级别的调令……”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清楚——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位置极高。
通话结束后,书房重归寂静。叶文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城市稀疏的灯火。夜色更深了,天空中开始飘起细雪,在路灯的光晕里旋转坠落。
他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同样下雪的夜晚。那时他还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半夜被叫醒,要求协助整理一批“待销毁”文件。他和另外两个同事忙了整个通宵,将一箱箱档案搬上卡车。其中有个箱子在搬运时散了,文件撒了一地。他蹲下去捡,瞥见其中一页上的图表——复杂的曲线和公式,以及一个手写的标注:“临界点以下,相变不可逆。”
当时他没在意,现在想来,那很可能就是北极星计划的核心文件之一。
“相变不可逆……”叶文喃喃重复着这个词。
一旦某种变化超过临界点,就无法回到从前。这既适用于物理,也适用于人生,更适用于他们所处的这个隐秘世界。每一次选择,每一个行动,都在将自己推向某个不可逆转的方向。
桌上的另一部手机响了——那是他的私人号码,知道的人不超过十个。
来电显示是“林薇”,他女儿。
叶文的表情瞬间柔和下来,他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才接起电话。
“爸,你还没睡?”林薇的声音带着一贯的轻快,但细听之下有几分疲惫。她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最近在跟一个跨国并购案,已经连续加班两周了。
“马上就睡。你呢?案子怎么样了?”
“还在拉锯,对方又提出了新的条件。”她叹了口气,“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些人谈判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比谁更能耗。对了,下周我生日,你能回来吃饭吗?不用大办,就咱们俩,我下厨。”
叶文心里一紧。下周三他原本计划飞往阿拉斯加,与当地的线人接头,获取关于西伯利亚那批人资金来源的情报。
“当然,”他听见自己说,“我肯定会到。”
挂断电话后,叶文在窗前站了很久。玻璃上映出他的脸,五十多岁的男人,鬓角已经斑白,眼角有深深的皱纹。这张脸见证过太多秘密,也隐藏了太多真相。他曾以为自己在守护什么,但现在却越来越不确定。当你的对手模糊不清,当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不再分明,当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
书架上的老式座钟敲响了十二下。钟声沉闷,在房间里回荡。
叶文回到桌前,打开最下层的带锁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把老旧的马卡洛夫手枪,保养得很好,枪身泛着冷硬的蓝光。旁边是三个弹夹,压满了子弹。最下面压着一本薄薄的相册,他抽出来,翻开。
第一页是他和妻子的合影,摄于1998年春天,莫斯科大学校园里。那时的他还留着短发,笑得毫无阴霾。妻子依偎在他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诗集。她最喜欢叶赛宁的诗,常说那些句子像西伯利亚的白桦林,清醒又忧伤。
第二页是女儿林薇的百天照,胖乎乎的小脸对着镜头笑。那时他们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院子中有棵枣树,秋天时会结满红彤彤的果子。
后面几页是空白的。
叶文的手指抚过那些空白页。有些故事没有照片,有些人生无法记录。妻子死于2004年的一场“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从未找到。当时她正在调查一起跨国石油公司的污染事件,手头有一些“敏感资料”。警方最后的结论是意外,卷宗在一个月后神秘消失。
他没有告诉女儿全部真相。有些重量,一个人承担就够了。
合上相册,叶文的目光重新落回卫星照片上。那座废弃的研究站像一只蹲伏在雪地里的钢铁巨兽,等待着被重新唤醒。他知道自己必须去,不仅是为了解开三十年前的谜团,更是因为如果北极星计划真的被重启,它的影响将远超国界,远超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的掌控。
相变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除非在临界点之前干预。
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行动方案。首先是人员——需要一个小型精锐团队,不能超过六人,必须都有极地行动经验。装备要轻便但齐全,通讯设备必须能对抗可能的干扰。进入路线、应急方案、撤离点……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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