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主事在蓝田的第三日考察，重点转向了更深层次的运作机制和潜在矛盾。他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农，不仅要看庄稼的长势，更要探查土壤的肥力、水脉的走向，以及可能潜藏的虫害。
上午，他要求详细查阅工匠学堂的教学计划、师资构成、教材内容，并随机旁听了不同年级的课程。算术课上，学生们熟练地运用着改良的算筹和口诀；格物课上，先生用简陋的模型讲解杠杆和滑轮原理；甚至还有一堂“工坊见习课”，由工坊的熟练匠人带着稍大的学生，实地讲解某种工具的制作流程和安全规范。
李主事听得眉头紧锁。这些内容实用吗？无疑是实用的。但正如他昨日所虑，圣贤经义、道德教化在这里被极大地边缘化了。课间，他询问了几名学生，问他们是否读《论语》、《孟子》，是否知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学生们大多一脸茫然，少数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却也仅止于背诵，对其中的微言大义显然理解不深。
“学堂之设，旨在为工坊及封地提供可用之才，此乃实利。”陪同的林墨解释道，“然德育亦未敢偏废，每日有晨会训导，讲授忠孝节义、诚信友爱。只是形式不同，更注重融入日常行止，而非仅靠经义灌输。”
李主事不置可否，在记录本上写下：“重术轻文，德育恐流于形式。长此以往，恐造就只知技艺、不明大义之工匠，非国家所需之‘新民’。”
下午，他提出要查看《蓝田封地管理条例》自颁布以来的所有修订记录、补充解释以及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争议案例汇编。他要看的，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这套新制度在真实推行中遇到的阻力、引发的矛盾以及王泽是如何应对和调整的。
王泽早有准备，让林墨将所有相关卷宗搬出。李主事花了整整两个时辰，仔细翻阅。他看到了《条例》初颁时，部分乡绅的联名反对文书；看到了几起涉及田产划分、租佃纠纷的复杂调解案例，其中不乏反复上诉的情况；也看到了伯府根据实际情况，对《条例》中某些模糊条款做出的数次补充解释和微调记录，甚至有一次因执行过程中发现明显不公而进行的局部条款修订草案。
这些卷宗，不再是一片赞歌，而是真实记录了新制度落地时的磕绊与博弈。李主事看得极其认真，不时询问当时的情景、各方的立场、最终裁决的依据。他尤其关注那些王泽做出让步或调整的案例，试图从中分析王泽的执政风格和底线。
“看来，蓝田伯也并非一味强硬，亦知变通。”李主事合上最后一卷，对陪同的王泽说道，语气听不出褒贬，“然则，律法贵乎稳定，朝令夕改，终非善政。频繁修订补充，是否说明《条例》本身草创仓促，思虑未周？”
王泽坦然答道：“李主事所言极是。律法确需稳定。然《条例》初立，本为探索，旨在解决封地内旧弊，并无先例可循。推行之中，遇有不合时宜或未尽完善之处，自当及时调整，此所谓‘知行合一’，‘实践出真知’。若为求‘稳定’之名，而对明显弊病视而不见、固守成规，反失立法惠民之初衷。王某以为，法为人设，当以利民便民为要，必要时修正完善，正是对‘稳定’的最好维护，亦是务实之道。”
这番话，再次凸显了王泽与主流“法不可轻变”观念的不同。李主事深深看了王泽一眼，未再争辩，只是将王泽的话和自己的思考，原原本本记录在案。他心中对王泽的评价愈发复杂：此子确有实干之才，心思缜密，敢于任事，且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并非迂腐或蛮干之辈。但其理念核心，那种将“实用”、“效率”、“民利”置于某些传统价值之上的倾向，让李主事这种深受儒家正统熏陶的官员，本能地感到不安甚至警惕。
考察接近尾声，李主事心中已然有了初步的、极为复杂的结论。蓝田在“治术”层面，数据亮眼，管理有序，民生改善明显，堪称模范；但在“治道”层面，其核心理念与现行主流价值观存在明显张力，其长远影响难以估量，隐患亦存。
当晚，李主事在住处独自整理数日来的见闻与思考，开始草拟给皇帝的初步观察报告。他力求客观，将所见所闻、数据事实与自己的分析判断分开陈述。报告注定是冗长而充满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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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田大壮向王泽汇报了对赵四等三名细作的进一步审讯结果，以及通过他们提供的线索，对长安那头联络人的反向追查情况。
“基本可以确定，指令来自张蕴宽府上一个姓周的管事。银钱、伪造路引、作案工具，都是通过此人或其手下交接。那‘郑先生’的名头，这几人层次太低，未曾直接接触，但隐约听说周管事背后还有‘东家’。”田大壮道，“我们是否……将这些口供和物证，通过程国公，直接捅到陛下面前？至少能让张蕴宽喝一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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