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宽在别院转了一大圈，有种想要打劫军器监和将作监的冲动。
大唐对匠人的管理制度不算严格，没有明确的户籍区分，采用的是征用匠人给官府经营的工场服徭役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番匠制度。
接受官府征召的匠人需要每年服役二十天，听着时间不长，工匠甚至可以花钱请人代役，但实际操作上，往往因为匠人的数量不多，高级匠人的数量更少，绝大部分的职业工匠需要在官府长期工作。
这就让朝廷形成了对高技术匠人的事实垄断，散落在民间的工匠除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稍微有些专业技术的匠人都是各地豪族手里的宝贝疙瘩，李宽想要名正言顺的招募大批的工匠，根本不现实。
尤其是过去几年的大规模战争，朝廷几乎把民间技艺精湛的工匠都集中到了长安附近，李宽在岳州招募工匠，还是靠着威逼利诱，从四大家族手里抢来的。
没人，李宽就是有外挂都没用。
这也是他在别院不惜成本的办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与其寄希望从外面招人，不如自己培养。
只不过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注定很长，投入很大。
“还是得从李二同志身上想办法啊！”
面对缺人的现实，李宽把目光投向了长安方向。
大唐搞定吐谷浑之后，未来几年便没有大的战事了，他或许可以从李二身上薅羊毛。
不过他那个便宜老爹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从他手里要人，难度不小。
李宽去看了看水匪的安置情况。
按照他定下的规矩，王府别院的雇工家庭，每户可以免费得到三间房和五亩的承包地，但前提是他们需要和王府签订至少十五年期的雇佣合同。
到期不续约的，王府会收回承包地。
雇工除了自己种地，还要接受王府的调遣做些其他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没有固定收入的，王府按照出工数量给予少量的补贴。
想要提高收入，雇工需要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参加王府半年一次的技术考核评级，只要能通过初级技工考核，雇工就能进入工坊，拿到相应的工资报酬。
雇工家庭原本的口分田和永业田要低价转让给王府，他们的赋税徭役由王府承担，但田地收入和产权也跟他们无关了。
这种周扒皮似的管理方式和土地兼并，放到后世是严重挑衅劳动法和刑法的存在，但是在大唐，这就是种纯粹的慈善行为。
好坏都是对比出来的。
相较于外面那些地主豪绅对百姓的压榨，以及天灾人祸带来的朝不保夕，楚王府给出的待遇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
无他，在这时候的人看来，投献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投献到世家豪族名下，就是世世代代给人当牛做马，除了相对稳定，没有任何出路，但依旧有大批的百姓选择放弃户籍，成为士族门阀统治的逃民隐户。
吃人的封建社会可不是形容词，哪怕是在强盛的唐朝，贞观之治的盛世之初，百姓仍然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历史上的记载是一回事，亲眼所见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事情李宽见过太多了，一路南下走过来，途经各地，所遇豪族手中哪个不是豢养着大批的脱籍人口来牟利？
不然，隋末的八百九十万户户籍人口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变成唐初的不到一百八十万户？
即便是到相对稳定的贞观七年底，朝廷能统计到的户籍人口也不过两百六十万户。
是战乱死的人太多？还是说大唐立国十几年，户籍人口就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都不对。
隋末的战乱固然让人口损失惨重，但绝对不会一下子减少八成。
大唐的人口恢复很快，也绝不可能用十几年时间就增加八十万户。
户籍人口的骤减和骤升，关键在户籍两个字上，也出在官方的统计方式上。
户籍人口不代表真实的人口数量。
朝廷统计户籍人口时，施行良贱并立，分为编户良民和非编户贱民，采取从下向上的人口统计方式，这就导致人口统计过程中的漏洞很多，地方官员往往与豪族门阀勾结，故意大量隐瞒人口，隐瞒下来的人口就成了地方官员和豪族门阀攫取利益的工具。
如果按照岳州和关中地区的人口情况算，李宽预计大唐的人口规模应该不低于三千万才对，这个数量和朝廷统计到的户籍人口之间相差一倍还多。
换句话说，大半的平民百姓为了躲避战乱、赋税、徭役，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了户籍，成为依附于地方豪族势力的逃户隐户。
李醒带回来的两千多水匪，便多是逃亡山泽的失地农民。
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在大唐非常普遍。
李宽接纳他们，他们表现的十分积极，觉得给楚王做工，可以恢复户籍避免后代成为贱民的同时，还不用承担赋税徭役，简直赚麻了！
他们见到李宽，无不口中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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