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坊后院的偏屋里，油灯的火苗被窗外漏进来的风吹得忽明忽暗，在土墙上投出摇晃的影子。已是深夜，外面锤打声停了，只剩下风声和远处卫所传来的梆子声。
李贵坐在条凳上，双手捧着一碗热水，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他是卫所军需司的六品经历，管着大宁卫的粮草、军械、被服所有物资的进出账目。四十多岁的人，瘦得脸颊凹陷，眼圈发黑，身上那件青色官袍洗得发白，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这身袍子他穿了五年，从没换过新的——不是不想换，是不敢换。穿得太好，马铎会怀疑他捞油水；穿得太差，又显得寒酸。这身半旧不新的，正好。
刘师傅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旱烟杆，但没点，只是捏着。张铁柱站在门边，手按在门闩上，耳朵竖着听外面的动静。赵武守在窗外阴影里，像一尊石像，连呼吸声都压得极低。
三个人都没说话，等着李贵开口。
李贵捧着碗，碗里的水已经不太烫了，但他还是觉得手抖。他抬起头，先看了看刘师傅，又看了看张铁柱，最后目光落在桌上那碗水上，喉结动了动，咽了口唾沫。
“刘师傅，张匠头，”他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磨石头，“我……我是来赎罪的。”
“赎罪？”张铁柱皱眉，声音压得很低，“您一个军需官，跟我们工匠赎什么罪？”
李贵没回答，放下水碗，手哆嗦着去解外袍的扣子。扣子是用布条盘的，不好解，他解了好几下才解开。袍子里面，贴着胸口绑着个油布包。他哆嗦着解下布包，放在桌上。布包不大，但鼓鼓囊囊的，用麻绳捆了好几道，捆得很紧，像是怕里面的东西跑了。
“这是……”刘师傅盯着布包，旱烟杆在手里转了个圈。
“账。”李贵说，声音更低了，低得几乎听不见，“大宁卫军需司真正的账。不是指挥使衙门里摆着的那本，是暗账。”
他的手按在布包上，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洪武十二年到现在，三年零八个月。所有进出物资，每一笔，真的、假的、虚的、实的，都在这儿。”
刘师傅和张铁柱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军需司的暗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都清楚。卫所里谁不知道，马铎吃空饷、倒卖军械、克扣粮草，但没人有证据。明面上的账做得天衣无缝，每次兵部来人查，都查不出毛病。马铎能在卫所一手遮天，靠的就是这本暗账——真账在他手里，假账摆在明面上。
“李经历，”刘师傅放下烟杆，身体前倾，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皱纹显得更深了，“您知道您拿出这东西，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李贵惨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意味着我活不过三天，如果马指挥使知道的话。我家在卫所西街，老婆，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我死了，他们也得死。”
他说这话时，眼睛直直地盯着油灯的火苗，眼神空洞。那是一种认命的眼神，也是豁出去了的眼神。
“那为什么还拿过来？”张铁柱忍不住问。
“因为我受不了了。”李贵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但又立刻压低，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嘶哑难听，“刘师傅，您知道吗？上个月战死的那些弟兄，抚恤金是多少？兵部定的标准，阵亡一人二十两，重伤十两，轻伤五两。马指挥使报上去的也是这个数，兵部也批了。可发到家属手里的呢？阵亡的十两，重伤的五两，轻伤的一两！”
他喘了口气，胸口剧烈起伏，眼圈红了：“那些死了儿子的老太太，抱着我的腿哭，问我为什么朝廷给的钱这么少。我能说什么？我说朝廷就给了这么多？我说指挥使大人克扣了？我不敢！我只能说，现在朝廷也难，北疆到处要用钱……我他妈就是个王八蛋！”
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但声音压在喉咙里，变成了呜咽。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条被逼到绝路的狗。
刘师傅没说话，等他哭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还有呢？”
李贵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把脸，那袖子已经湿了一片：“还有军械。工坊造的新铳，库房登记的是每杆造价十两，实际成本是多少？五两！多出来的五两，进了谁的口袋？军粮，江南运来的新米，入库登记是每石一两二钱，实际到的是什么？是陈米，是霉米！差价呢？没了！还有冬衣，说是棉袄，里面塞的是芦花！士兵穿着这样的衣服在冬天站岗，冻伤了多少人？去年冬天冻死了三个！三个啊！”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像倒豆子一样，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倒完了，整个人瘫在凳子上，像是被抽干了力气。
张铁柱握紧了拳头，骨节发出“咔”的轻响。他想起去年冬天，确实有几个士兵冻伤了手指，后来溃烂，截了肢。当时还以为是天气太冷，现在才知道，是衣服有问题。
刘师傅沉默地听着，等李贵平静些，才问：“这些账，你怎么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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