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这“自毁式”的奏章以及传说中那封泣血恳求奉养母亲的书信，如同两块巨石投入深潭，在各地藩王府邸中激起了巨大的、混杂着恐惧与愤怒的涟漪。
藩王们私下里无不对福王这头“蠢猪”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其剥了皮放进油锅里面进行烹炸。
这头蠢猪为了自保，竟然不惜破坏宗室与皇帝之间那层微妙的默契，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不知是哪个混蛋给他出了个这样的馊主意。
“朱常洵此举，无异于自绝于列祖列宗！他将我等置于何地？！”一位年长的亲王在密室里对着心腹咆哮。
“他献出家财也就罢了，竟还要‘十抽三’！还要接回郑氏那祸水！这……这简直是摇尾乞怜，毫无骨气！”另一位郡王气得摔碎了手中的玉杯。
各地藩王们骂归骂，但恐惧却是真实的。
新皇帝朱常洛借处理郑贵妃党羽的余威，兵不血刃地就让富甲天下的福王跪地求饶，这份手段让他们不寒而栗。
为了避免成为下一个被“惦记”的目标，各地藩王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个策略：沉默和低调。
他们罕见地没有像往年一样，在年关将近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催促朝廷和地方官府发放拖欠的俸禄和赏赐，仿佛集体忘记了还有这笔收入一样，只求能降低存在感，平安度过这场风波。
这给以孙承宗为首的新一届内阁减轻了极大的压力，既然各地藩王们也不敢提要过年的俸禄和赏赐，那他们自然也就当做不知道了。
只是不断的派人去洛阳福王府，去全国各地接受福王的资财。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朱一凡深知，光靠一个福王的“贡献”远远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大明朝的财政危机，各地藩王们对他们应得的俸禄和赏赐只是暂时不敢提，但绝不代表他们会彻底的忘记。
朱一凡想要借此机会，将此事的影响最大化，最好是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宗室的供养问题。
况且福王这事本来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他又岂会轻易放过这个趁热打铁的机会？
泰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早朝。
在处理完几项日常政务后，首辅孙承宗按照事先与皇帝商议好的剧本，手持福王的血书副本，正是出列启奏道：“陛下，福王殿下近日有血书上呈，情词恳切，闻者动容。其自愿捐输家产、缴纳赋税以纾国难之心，天地可鉴。然，血书中另有一请，关乎人伦孝道，臣不敢专断，特请陛下与诸位同僚共议。”
接着，孙承宗将福王请求接回生母郑贵妃至洛阳奉养的内容当众宣读，并展示了血书。
这也是福王血书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先前血书的内容只不过是朱一凡放出去的传言而已。
看着福王字字泣泪，言辞极度恳切的血书，朝堂上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东林党人中，不少对郑贵妃在当年“妖书案”、“梃击案”中的行径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有应得，不宜轻纵。
但另一方面，福王此番“出血”甚多，且国朝的根基之一就是要以“孝”治天下，若连福王这点孝心都不允准，未免显得皇帝刻薄寡恩，也打击了国朝的统治根基。
这实在是让人想要反对，但又不好反对啊！
浙党及其他派系的官员，则更多考虑如何借此进一步打击福王乃至所有藩王的势力，同时讨好皇帝。
经过一番略显嘈杂的讨论，在孙承宗的引导和暗示下，朝臣们的主流意见逐渐倾向于“准其所请”。
理由冠冕堂皇：福王忠孝可嘉，其情可悯；郑贵妃虽有过，然究为先帝妃嫔，长期禁锢于冷宫亦非朝廷体面；令其子奉养，既全人伦，亦显皇上宽仁。（注：在明朝藩王的母亲在皇帝去世后，可以去藩王的封底安享晚年是有惯例的。）
于是原本内阁和皇上就能决定的事情，就这样在大朝上正式的决定了。
然而，朱一凡的计划，哪能如此简单。
正当王安准备宣布散朝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了起来。
“陛下！首辅大人！臣有异议！”
众人循声望去，出列者乃是礼部右侍郎，名为周鼎，此人曾是郑贵妃一系的外围成员，但在郑氏倒台后迅速划清界限，行事一向谨慎，今日却突然发声。
周鼎一脸“忧国忧宗”的神情，高声道：“福王殿下孝心感天动地，臣亦深为动容。准其奉养母妃，乃陛下天恩。然，臣所虑者，福王殿下为报效朝廷，已捐出几乎全部家财，今后岁入又需十抽其三以供国用。洛阳虽称富庶，然福王府开支浩大，若再奉养一位太妃，用度何出？岂非令福王殿下陷入忠孝两难、生计困顿之境地？若因此而使郑太妃不得安享晚年，岂非有违陛下仁孝之本意，亦使天下人非议朝廷待宗室过苛？陛下到时又有和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此言一出，大殿内顿时就安静的落针可闻，只剩下大臣们“砰砰”地心跳声和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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